威尔逊主义与门罗主义——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空间观念之争(12) 原标题：威尔

美国并没有加入国联，但这不影响施米特从国联的运作中看到美国巨大的影响力。在施米特看来，国联体制中，美国一直在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美国何以确立这种地位？1919年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到的美国加入国联的前提条件，是国联将对门罗主义的承认写入其章程第21条，而这意味着国联对美洲国家间的关系或一个非美洲国家与美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放弃了实质的管辖权，西半球仍然是美国专属的势力范围。同时，一系列美洲国家是国联的成员国，非国联成员国的美国可以从实质上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进行操纵。由此，美国与国联的关系成为一种神奇的“缺席”与“出席”的混合。美国人所习惯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分离，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可以通过自身经济力量影响国联的诸多事务，但又不需要在政治上承担责任。

美国力推的国际法改革，其核心是建立某种集体安全机制消灭战争而非限制战争。如前所述， 1928—1929年美国推动了《巴黎非战公约》的签署，要求各国放弃将战争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在1932年的《现代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形式》中，施米特指出，《巴黎非战公约》的要害就在于美国这个非国联成员国在其中的主导作用，公约无法被并入国联章程，而美国可以利用公约的模糊性（尤其是在“战争”定义上的模糊性）来决定何谓“战争” 。美国善于利用一般的、尚无定义的概念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这就是“帝国主义”的表现。毫无疑问，在施米特看来，魏玛德国是美式“帝国主义”的受害者。

但如何革新一战后被“帝国主义”浸染的国际法呢？1939年5月，正在德国致力于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时，施米特发表《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一文，批判美国背离其19世纪的门罗主义，转向普世帝国主义。在此文中，施米特将“门罗主义”与其“大空间”理论关联起来，认为“只要一个具体限定的、不容许外来势力干涉的大空间的思想得到坚持，门罗主义便始终是真实的、未掺假的” 。门罗主义的对立面，就是“包括全球和人类的普世主义的世界原则，后者从本质上便会造成一切人对一切事务的干涉” 。施米特举出的例子是， 1931年德国人非常期待的德国-奥地利关税同盟，就是被常设国际法院的一个古巴法官搅黄的——实际上，关税同盟的失败给魏玛德国带来了一场政治危机，从而促成了纳粹党的上台。普世主义为不属于本地区的大国的干涉提供了借口和机会。在此，施米特再次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美国。美国从“真正意义上的门罗主义”转向普世帝国主义的重要转折点，在施米特看来，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在批判老罗斯福的基础上，施米特进而严厉批判威尔逊：“当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1月22日庄严宣布门罗主义必将成为世界主义的时候，作伪之工已达到登峰造极。他对世界主义的理解，并不是将真正的门罗主义所包含的不干涉这一地区的思想转用于其他地区，而是相反，将自由民主的原则无地区差别和无界线限制地推延到整个地球和全人类。 ”由此，美国就可以大规模干涉与它无关的区域事务。真正的门罗主义拥有空间边界意识，但威尔逊主义没有。二者之间的对立，是“一种明确的、建立在外空间国家不干涉原则之上的空间秩序和一种将整个地球变成进行干涉的战场、阻碍有活力的民族每一种自然增长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