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主义与门罗主义——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空间观念之争(11) 原标题：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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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施米特

我们先从德国开始。 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沉重打击了新生的魏玛共和国，但由于列强间的分歧，德国东山再起的潜能得到保留。德国主流政治精英对巴黎和会产生了极大的屈辱感乃至复仇心理。而战后国际体系的紊乱，也为德国提供了重新崛起的机会。这就是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理论活动的基本历史背景。他首先致力于批判美国的普世帝国主义以及威尔逊提倡的国际联盟，继而提出以“大空间”（日本国际法学家将其翻译为“广域”）为基础的新国际法设想。

施米特对美国与国联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以19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与国际公法作为参照。在19世纪，尽管有美国的门罗主义制约欧洲列强，但就全球范围而言，欧洲处于最为强势的地位，而一战后的欧洲失去了这种地位。更重要的是， 19世纪的欧洲国际公法，现实地致力于限制而非消灭战争，尤其是它并不将敌人视为道德上低下的罪人，凡遵循战争程序的交战方都被视为正当的敌人。一战结束后协约国将德皇威廉二世列为战犯并要求审判，尽管审判最终没有发生，这一要求本身已经背离了19世纪的经典国际法。威尔逊试图以集体安全机制消灭战争，进一步强化了将敌人视为“罪人”的观念和实践。而这给德国精英带来一种沉重的压迫感。

早在1926年即德国获准加入国际联盟那年，施米特即撰文《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两张面孔》提醒德国舆论界，国联在某个西方大国（应指美国）之前是谦卑的，小心翼翼的；但在弱势的、被解除武装的国家（指德国）之前则摆出一副严格执法的庄严面孔。国联在没有明确的原则和既定的规范的情况下以法律的名义裁决最可怕的冲突，带来的巨大风险是，它可能会激发巨大的国际政治对立。 1928年，施米特在《国际联盟与欧洲》中批评国联既不是一个真正的欧洲组织，也不是真正的普世性联盟。 1936年，施米特又撰文《国际联盟的第七次变化》，批判一个国联成员国（意大利）吞并另一个成员国（埃塞俄比亚）的乱象。两篇评论指出，国联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徒具普世表象，但其成员却缺乏最基本的同质性，尤其是列强对于彼此间的政治空间边界缺乏基本认同。缺乏清晰的政治空间划分方案，即便有各种纸面上的国际法规则，也不可能解决那些涉及列强的政治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