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主义与门罗主义——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空间观念之争(14) 原标题：威尔

在20世纪30年代的背景下，施米特这一理论服务于德国的重新崛起。由于历史原因，德意志人散居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波兰等不同国家，无论是“Reich”还是“大空间” ，指向的都是一个将中欧不同国家整合起来并确立德国领导权的架构。因此，在一战后德国重新崛起并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施米特既不是旁观者，也不是反对者——当然，当德国吞并波兰后继续进攻苏联时，我们有理由怀疑希特勒的决策已经超出了施米特“大空间”理论的允许范围，因为此时德军进入的无疑是俄罗斯人的“大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施米特只是众多诉诸门罗主义的德国政治-文化精英之一。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JoachimVonRibbentrop）在1939年3月讨论瓜分波兰时，就引用了门罗主义的先例。而希特勒也在1939年4月28日的国会演讲中诉诸门罗主义，论证德国在欧洲的行动方式与美国在中南美做的事情是相似的，以回应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质疑。一战后，在德国领导之下建设一个更大的欧洲区域政治单位的思路也并非始于施米特，早在1925年，德国学者瓦尔特·福格尔（WaltherVogel）就论证，德国恢复自身声望的方式就是超越原有的民族国家，领导建立一个具有联邦性质的新欧洲政治单位。施米特对于门罗主义与“大空间”的思考十分系统和深入，我们无法确定他的理论是否对德国当时的决策者产生了实质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其理论诞生不久，就在日本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从“亚洲门罗主义”到“大东亚共荣圈”

1898年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曾经效申包胥“秦庭之哭” ，以“东洋门罗主义”来游说日本政府，帮助他从慈禧太后手中解救光绪皇帝。在其与近卫笃麿的谈话中，康有为指出：“今天的东洋问题已不单纯是东洋问题，它已经成为世界问题。欧洲列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东洋竞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人必须有独立解决东洋问题的权力。美洲的门罗主义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在东洋实现门罗主义的义务就落在了贵我两邦的肩上。 ”“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是当时日本已经流行的说法，只是近卫笃麿等人对这一口号的使用，侧重点与康有为不同，其用意在于扩大日本的利益，而非真正谋求中日乃至亚洲各国的平等共荣。 20世纪初出现的“亚洲门罗主义”之说，其立意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