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里的阎连科：他朝外看到了天下，朝内看到了自己(15) “中国文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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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日，阎连科在上海西西弗书店宣传新书《我与父辈》图/本刊采访人员姜晓明

人物周刊：《我与父辈》和你的其他书好像都不一样，这本书特别温情。

阎连科：可能和当时的心境有关，希望回到一个温暖的地方。这本书卖得很好，出版商就希望我再写。但这对我来说，没有一点难度，来得太容易，只需要时间和精力。我不太愿意继续写。我希望在写作上有点不同的东西，然后紧接着就写了《四书》。

人物周刊：写《四书》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心境？

阎连科：写《四书》的时候，我大约明白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自由和解放。不管别的什么了，想象力啊，批判力啊，文体啊，能回到七八年前写《受活》那一状态就好。写《四书》的时候，没去想怎么出版，出版后读者会看这样的问题，你会发现，放下了这些，写作会无限的自由。就在这种状态下，写了《四书》，后来的《炸裂志》和《日熄》，也都是差不多的写作心态。

人物周刊：你这几年在北京和香港给学生讲课，讲的内容也集结成了两本书，这其中有你强烈的文学观念的表达。

阎连科：《阎连科的文学讲堂十九世纪卷》都是老生常谈了，情节、细节、人物啊，《阎连科的文学讲堂二十世纪卷》还算讲了点儿东西。大约我自己，把一些小说的事情想得清楚了。 19世纪是干什么的， 20世纪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