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舞蹈概念丛的真值空缺( 八 ) 原标题：当代

语义序列均不明的“中国民族民间舞”中。

既然错误显而易见，那么是什么情况导致了这种从句法到语义的错误指称泛滥成“约定俗称”？是把握话语权的讲话者， “同讲话者意谓事物的方式有某种关系” ，即所谓“句子意义派生于言者意义” 。 “词语不像树上的苹果，耐心地等待我们采摘” ，在世界各国的舞蹈词典中，没有“民族民间舞”之一名词，它“不能先于讲话者而存在” ，它“是某种决定的产物” ， “不大可能是人的躯体（肾、脚趾）赋于词以意义的” 。也就是说， “中国民族民间舞”的称谓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由当代中国舞坛上把握话语权的“讲话者”“决定”的。这种决定或者为讲话者迫于社会语境的压力（吴晓邦先生对创造这一名词时的自述），或者为后来人只用“躯体”而非通过“心智”使之变为约定俗成。我们强调舞蹈是用头、躯干、手、脚四信号构成的“关涉世界”的身体语言——而非去掉“头”的“肢体语言” ，就在于强调舞蹈——特别是作为已经形成身体母语的传统舞蹈不是自然生长的苹果，而是人类智慧的身体结晶。身体如此，关于以身体为媒介的舞蹈概念的确定更应该如此。

无论如何， “中国民族民间舞”这一错误的名称已经从社会层面到个人层面被广泛使用（比如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学科命名以及教授和研究生们关于“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探讨），话语权取代了语言权，在语用学上似乎形成不可逆转之势。于是， “我们现在懂得什么是言者意义了。这是意在使人们基于辨识你的意向而形成信念”：既然我们不承认少数民族具有古典舞——而它们又在事实上存在（如有别于一把筷子的一筷一碟的蒙古贵族的“筷子舞”、有别于“果谐”的藏族贵族的“嘎尔”与“囊玛”、有别于“刀郎木卡姆”的维吾尔贵族的“十二木卡姆”），所以，就把它们与其民间舞一起打包、并且和汉族民间舞再打包。这样， “你就需要发明语言填补证据空缺。因此，语言的存在是因为证据消失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无法获得。你的信念可以超越时空而存在，尽管这些信念所基于的证据局限于特定的时间与地点。所以，你可以利用存在的信念说服他人像你那样相信” 。于是， “中国民族民间舞”就成为了被某种“信念”所诱导的强制说服的“约定俗成” ，使“意义依赖于拥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