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图与契丹小字研究( 八 ) 原标题：巴图

校勘是一项既艰难又麻烦的工作。

巴图先生面对的则是完全未知或是半知半解的文本，但他却认为：“我的失误以及他人的失误，一再警示，必须校勘，必须尽可能地搞准文本。文本的字词错了，后头的研究论据都将成为无用之功，因此，准确认定字词形态就成了研究识解的前提条件。前提具备了，不等于研究的成功，但是至少可以避免起步的基础性的错误。 ”“我费时费力坚持校勘，既求自己尽可能避免起步错误，更为后来者提供较好的文本，使他们省些时间，把宝贵的精力用在研究上。 ”

从上述文字记叙中，不难看出巴图先生严谨的学术作风和嘉慧后学的坦荡胸怀。

巴图先生对中华书局1974年版《辽史》的研究也颇有心得。他发现该版本《辽史》校勘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方便学者参考，便在《谜田耕耘》专设一章《辽史》指误草记，共计指出校勘37处失误。

例如《辽史·本纪》中，重熙五年正月，有“枢密使萧延宁改请国舅乙室小功帐敞史为将军，从之”的记载。《辽史·百官志》则记为：“兴宗重熙五年，枢密院奏，国舅乙室已小翁帐敞史，准大横帐及国舅二父帐，改为将军” 。点校本《校勘记》则作：“国舅乙室已小翁帐，纪重熙五年正月作乙室小功帐。 ”显然，前条的“小功帐”是“小翁帐”之误。从中不难看出，巴图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值得后辈学人努力效法前行。

巴图先生在破解契丹小字方面的成果有目共睹。这些成就的取得绝非偶然，与他所具有的丰富的知识结构和深厚的语言修养底蕴是分不开的。

此外，巴图先生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正如他自己所说："世界之谜"出自中国，中国应当是解谜者。在解谜工作上，我们如果不居于领先地位，那将是耻辱。 ”"世界之谜"的创造者是古代北方民族，在解谜方面负有更大的责任。我们如果不作出应有的贡献，那将是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