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身在巴黎的五四“局内人”( 七 ) 原标题：梁启

这就是说，中国的独立、富强要靠每个觉悟到自身责任的国民，真正负起责任来，不再把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幸福，统统托付给明君贤相，不再相信“好人政治” ，真正靠得住的，还是通过广泛的国民运动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体制。他看到，这么些年，他的《新民说》已经深入人心， “五四”青年一代所展现的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感和百折不挠的勇气，很难说不是梁任公多年来致力于思想启蒙的结果。

其实，胡适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 ”诚然，这就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梁启超在“五四”及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尽管“五四”期间梁启超不在现场，但其引领新思潮，新风气，开民智，新民德，再造国民的功绩，却是不可抹煞的。广东的叶曙明著有《重返五四现场》一书，曾把1895年公车上书称为“一场未遂的五四运动” ，其中特别强调梁启超此后二十余年所做的思想启蒙对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延伸了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可谓很有眼光。

旅欧归来的思考

五四运动的发生和持续发酵，特别是在工商界、劳工界和一般市民中引发的共鸣，以及接踵而起的罢市、罢工，让梁启超看到了这个古老国家焕发出来的新的活力。但他也看到另有一种力量，或将五四运动引向别一条路。他提醒青年，五四运动固然给中国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但要保持这种活力不消失，不变味，还是要从文化建设和国民教育入手，从而扩大“国民运动”的社会基础。

他明确指出：“吾以为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 ”其理由如下：“第一，为国家之保存及发展起见，一时的政治事业与永久的文化事业相较，其轻重本已悬绝；第二，非从文化方面树一健全基础，社会不能洗心革面，则无根蒂的政治运动，决然无效；第三，目前之政治运动，专恃感情冲动作用，感情之为物，起灭迅速，乏继续性，群众尤甚，经数次挫折，易致颓丧，颓丧以后，元气之回复，倍难于前；第四，现在万恶的政治社会，朝野皆一丘之貉，一与为缘，则钩距倾轧自炫放逸诸恶德必相随而起，易使人格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