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身在巴黎的五四“局内人”( 五 ) 原标题：梁启

汪、林二人接到梁启超的电报，马上联合张謇、熊希龄、王宠惠、庄蕴宽等人，组成国民外交协会，并致电梁启超，委托他作为协会之代表，向巴黎和会请愿，做最后一搏。但此时已难于挽救危局于万一。 4月30日，和会置中国利益于不顾，公然将原德国在山东之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而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竟考虑在如此丧权辱国的条款上签字。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梁启超立即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以抵制卖国条款。

于是，林长民撰写了《山东亡矣》一文，与梁启超4月24日电文一起，发表在5月2日的《晨报》上。他在文中惊呼“国亡无日” ，呼吁“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两天后，高呼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的北京学生，便走上街头，五四运动遂由此爆发。很显然，梁氏的电文和林氏的文章成为“五四”大游行最直接的导火索。

1920年3月5日，梁启超结束欧洲之行，回到上海。此时，五四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他在上海仅停留了十余日，便赴京面见总统徐世昌，除报告欧游经历外，还特别请求释放当年因反对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而被捕的学生。由于请求没有得到允诺，离京前，他专门留下一封信给徐大总统，这封信的内容随后便刊登在3月24日的《晨报》上。他在信中对学生们的举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而为之申辩。他说，学生是“出于爱国之愚诚” ，才做了这样的事， “至其举措，容或过当，此自血气方刚之少年所万不能免” 。为国家前途着想，为保护难得的民气，他奉劝徐大总统切不可一误再误。

梁启超的“五四”观

1920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的周年，梁启超作了《“五四纪念日”感言》一文，以为纪念。其中谈到他对五四运动的价值判断和思考，开门见山便有一问：五四运动“价值安在”？他的答案是：“国人自觉自动之一表征是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