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身在巴黎的五四“局内人”( 三 ) 原标题：梁启

来自巴黎的“警报”

此时的徐世昌，未必不明白梁启超的良苦用心，但他自有他的为难之处，他所处的窘境，亦非常人所能想象。当时，国家正处在南北分裂的局面，南方军政府不承认徐大总统的合法性，认为他是非法国会（安福国会）选出的非法总统。北洋内部虽然在以徐世昌取代冯国璋上暂时达成共识，但皖、奉、直三系一直是貌合神离，各有所图。尤其是皖系的段祺瑞和徐树铮，坚持武力统一中国，反对与南方和谈。徐大总统上台后，积极推动南北和谈，段、徐二人则在明里暗里搞了不少动作，使和谈一再受阻。

“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更牵动北洋政府内部暗潮汹涌，段祺瑞、徐树铮掌控的安福系及冯国璋之旧直系均想乘机有所图谋，使得徐大总统、钱能训等文治派备受困扰，南北和谈遂于5月21日宣布停顿，北方代表朱启钤和南方代表唐绍仪亦先后辞职。这种局面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形象和地位。梁启超就曾遇到外国朋友以中国南北两个政府同时对外、殊难应对相质询，使他深受刺激， “若芒刺在背，不知所对” 。

他于7月1日再次致电汪大燮、林长民二人，请他们转告南北当局诸公，还是要以国家大局为重，消弭分歧，求同存异， “全国一致对外，犹惧不济，若更扰攘分崩，不亡何待”！他特别提到， “五四”学生运动，固然“表示国民义愤，差强人意” ，也取得了“和约拒署”的成果，但外交前途依然充满变数，仅靠学生运动是难以奏效的，还是要靠国家统一的外交，合力对外，才有希望在国际竞争中维护好本国权益。

梁启超是1918年12月28日在上海登船启程，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达英国伦敦的。梁启超早有旅欧的打算，欧战结束与巴黎和会的召开，给他创造了绝好的机会。他便以个人名义组织了一个民间团体，赴欧洲考察。临行前他特别声明，此举与政府方面无关，纯以私人资格考察战后欧洲的现状，即“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另一方面，他亦表示，要“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