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身在巴黎的五四“局内人”( 六 ) 原标题：梁启

梁启超的“五四”观自然带有梁氏的色彩，这色彩是什么呢？我想就是自戊戌政变以来他对国民性、国民教育，以及国民运动的观察与思考。他不反对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实以文化运动为其原动力” ，但他对文化的理解，恐怕又非新文化所能概括。在他的《欧游心影录》中，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题：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观念，都是他反思、质疑的重要内容。在这里，他对“德先生”与“赛先生”提出挑战，以为自己的责任，就在于“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在诸多关于五四运动的见解中，梁氏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重新认识梁启超的“五四”观，对于发掘五四运动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如何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或许会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两年后，即1922年12月20日，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发表公开讲演，题为《外交欤内政欤》，更加深化了他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他称五四运动是“国民运动的标本” 。而且表示，这场运动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四大效果”：其一“是把中日关系问题大吹大擂的抬到世界人面前去了”；其二， “日本人已渐渐觉得中国民气和世界舆论可怕，不能不稍为让步”；其三， “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国思想界忽呈活气” 。第三种是他最看重的一种效果。从这里，他以为可以看到中国“国民运动的可能性” 。他还期盼着第四种效果，即“将来也许引起别种国民运动” 。如果说，五四运动尚带有半外交、半内政的性质，那么，今后国民运动的进行路向，应该更多的“移向内政方面” ，比如他曾大力推动的“废兵”运动和国民制宪运动。

很显然，梁启超所以高度赞扬五四运动，不仅因为它作为国民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更让梁启超感到欣慰的，还是他多年来致力于“新民”所作的努力，终于在这一代青年身上结出了果实。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吧。大约二十年前，他在《新民说》中，开宗明义就讲到“新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是他从戊戌变法失败中得出的血的教训。欲造就一个新的国家，一个强大富裕的新中国，单靠明君贤相是不行的，更要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造就新的国民。所谓：“责望于贤君相者深，则自责望者必浅。而此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之恶习，即中国所以不能维新之大原。我责人人亦责我，我望人人亦望我，是四万万人遂互消于相责相望之中，而国将谁与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