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的爆发是无可避免的吗？看看德国人是如何反思的( 七 ) 1914年8月

知识分子的保守派对德意志的现状忧心忡忡，对现代文明的技术成就所带来的商品泛滥和物质社会的庸俗化而心神不宁。新生的德意志民族应该如何塑造自我？这是历史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他们看来，当然是要构建一种新的自我，不过却是要用“文化”的现代性取代“文明”的现代性。在现代工业和政治文明的冲击下，有着深厚历史主义传统的保守派知识分子依然从外部选择认同要素，法国也因此继续成为他们的批判对象。在普鲁士历史学派那儿，法兰西民族的缺点被暴露在强光下，而其优良品质则被刻意涂上了阴暗色调。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自由、平等、博爱”遭到了重新评价。在《法国革命史》中，聚贝尔认为，法国人无法得享自由，他们关于平等的观念也是错误的，因为“真正的自由是个人按照其自由意志全面发展其本性中的所有道德潜力的权力。真正的平等在于承认所有享有平等的受保护权，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地位的人都应享有此种自由” 。显然，法国人都没有做到。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具有德意志民族特性的“正义、公平和秩序”即所谓的“1914年理念” ，是取代“1789年原则”的最佳选择。而实现它的手段之一就是战争。知识界相信， “只有拔剑出鞘才能保卫我们的正义事业” ，唯有通过战火的洗礼才可以让德国人免受西方文明的污染，才能够净化德国人的灵魂，保证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保守主义的压力下，德国自由主义的情况不容乐观。这个虽然未能用它的理想缔造帝国，但却曾经鼓舞过德意志民族实现统一的崇高信念，在新的历史时期发生了变化，在德意志民族国家新的自我构建中，自由主义逐渐放弃了内政主导权，它心甘情愿地将目标转向对外，与19世纪末兴起的群众性民族主义(massnationalism)达成了高度一致。

德国的自由主义者曾经历过1848年革命的洗礼，试图建立民主自由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但自从革命失败、自由派议员们从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退却后， 50年代他们转向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 ，实行“策略转移” ，即主张行动先于思想，将主要目标锁定为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而在一定时期内放弃政治领导权及自由主义的政治目标，与传统政治精英达成了“分工联盟” 。按照自由主义政党——民族自由党的设想，在未来的新生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实现自由主义，争取民主权力，建立自由政府。然而事实是，在1871年实现民族统一之后，这个自由主义的政党却一步步背离其宗旨，最终沦为了“民族”的而非“自由”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