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的爆发是无可避免的吗？看看德国人是如何反思的( 六 ) 1914年8月

知识分子对政治事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对自我的理解和认同。费希特说过：“著作家最崇高的特权和最神圣的职责是，将他的民族聚集在一起，与她一起讨论她最重要的事务。 ”这段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从历史上看，德意志民族的归属感大多是建立在消极地形成认同的事件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它与“他者”尤其是敌对的“他者”的民族认同的思想对立时，才能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 19世纪初的改革、1813年的解放战争以及1871年战胜法国等历史事件均是塑造德意志民族性的重要因素。在近代历史上，它们主要是以反对法国人和其所代表的思想为普遍导向的。 1914年8月整个民族的激动——“八月激情”自然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扮演着民族认同的角色。

世纪之交的德国，一方面需要社会和政治上的理性化和现代化，但另一方面更需要政治文化上的进一步自我认同。新帝国是个多元化的、充满矛盾的社会。相比同时期西欧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状况，德国的问题要复杂许多。民族的外在统一借助战争手段实现后，内在的凝聚力并没有得到体现，相反帝国内部存在的各种不安定因素却时时撕扯着脆弱的帝国体制。为了尊重统一前各邦“神圣”的自治权利和政治传统，帝国宪法做了最大程度的让步。我们看到，《1849年宪法》的第一条尚能明确表达未来的国家领土为民族国家，而《1871年帝国宪法》的第一条却仅仅列出了联邦各成员国的名单。而且，每个成员国都可以确定自己的权利，教育、宗教、税收制度等各有自己的政策。虽然皇帝是国家的唯一主权者，可批准国际条约和对外宣战，但各联邦成员国仍保留派遣和接受外交使节的权力。帝国军队由各邦分担份额组成，但巴伐利亚军队只在作战时才归皇帝指挥。帝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关税、消费税和帝国邮局的利益，其他份额由各邦分摊，但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有自己的邮政管理机构。新旧领土各行其是，短期内难以弥合，不仅如此，它们还受到了宪法的保护。

帝国建立后，少数民族集团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法国人、丹麦人、波兰人、犹太人都是帝国内部不安定的因素。尤其是韦尔夫派和天主教徒更是俾斯麦的心腹大患。加之工业时代的来临，社会分殊化加剧，工业和农业、资本和劳动、贵族和资产阶级间鸿沟拉大，工人问题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工人运动蓬勃高涨。因此，帝国成立后的当务之急是缓解各类社会矛盾，可惜俾斯麦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宣布那些与国家不容的组织和集团为“帝国的敌人” ，而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就是俾斯麦打击的两个“最危险”的敌人。但事实证明他的“文化斗争”和“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