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我们制作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前 356 —前 323 年）的系列故事，跟随他当年的足迹，从希腊到印度，经过伊朗、中亚地区、阿富汗、巴基斯坦；后来又制作了关于西班牙如何征服新世界的故事，足迹遍布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和亚马孙热带雨林。有些旅程非常戏剧化，甚至令人毛骨悚然。这些纪录片传播到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尽管莎士比亚主要生活在斯特拉福德和伦敦，不像杜甫那样有很多游历，但我们在制作关于莎士比亚的纪录片时，还是通过旅行的方式来丰富叙事模式。例如，为了再现 16 世纪 90 年代荷兰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我们乘船航行到了荷兰。
杜甫的生平自然也适合以这种方式来讲述：在其后半生的数十年间，他一直在漂泊，从西安到天水，翻山越岭到达成都，然后到白帝城、荆州、洞庭湖、长沙及平江。
这种叙事方式推动着故事的展开。当然杜甫的诗歌中本来就有这种推动力，他的旅途就如同他所写的“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通过制作这部影片，我感到自己更加理解杜甫了——追随他的足迹，阅读他的诗作，一路上思考他的诗作，自然也就有了更多领悟。
我对影片的一些拍摄地点已经很熟悉了，比如曲阜，我第一次去那里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来我们又去那里拍摄《中华的故事》；西安我也去过很多次。但成都我是第一次去。在杜甫草堂跟人们聊天非常愉快，希望有一天可以再次造访。长江三峡我也是第一次去，在白帝城的经历很精彩，即使当地风光与当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多改变。
出乎意料的是，湖南平江的乡间风光很迷人，尤其是汨罗江沿岸。平江县安定镇的杜甫墓也很壮丽庄严。读者们若去湖南，这些都值得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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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视觉国际/供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拍摄杜甫纪录片的时候，您有哪些最难忘的时刻？
伍德：有很多难忘的时刻，这里我就简要说一些。我觉得在拍摄杜甫纪录片的时候，最感动的时刻就是在成都杜甫草堂与人们交谈之时。在我们的影片中也采用了一些画面。我很喜欢人们对杜甫、对中国文化整体的热情。那个朗诵《春夜喜雨》的小女孩，那几位女士……还有一位老者告诉我们，他已经多次造访杜甫草堂，至少每个月去一次。他还告诉我们，他喜欢杜甫的原因是其为穷人、为普通人代言。
在我看来，他们所有人都在强烈地表达着中华文明持久的价值观。那天与他们站在成都的雨中对话，我很感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向大众普及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您认为您成功的关键何在？《中华的故事》和《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为何吸引西方观众？
伍德：谢谢肯定。《中华的故事》是我们关于中国的主要作品，观众对我们讲述的故事连连称奇：“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故事。”同时，西方的观众非常喜欢影片中中国人的妙趣横生及其很强的参与感：他们见证了自己的历史。我也衷心希望这些纪录片富有吸引力，因为它们确实是用心之作。
制作纪录片看似简单，只是图像、声音、文字和音乐的结合，然而，如何将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才是关键。通过出色的剪辑、配乐的使用、精挑细选的语言，可以在简单陈述事实的同时营造氛围和情感。
我们还认为纪录片应该使观众有感觉，而不是干涩地叙事。所以说电影应该具有同理心，这是一个关键词。
中国观众对我们讲到，《中华的故事》“让我们有感觉”。甚至是新华社的评论也谈到了这个方面，认为《中华的故事》跨越了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创造了莫名的感动。
我认为，能够打动人心的纪录片方有最佳效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宗悦排版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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