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的爱，有时是因为你懂得它的苦楚( 五 ) 编按：丽贝卡

自从多年前读了那本有关旅行中的女人和写作的厚书，便想着，自己写作的旅行文学能有这样的生命力，令人八十年后读到仍宛如与我比邻而坐，这也是我的梦想啊。

向导们

我在塞尔维亚的向导也有三个人。在有着复杂历史，又地处欧洲偏远地带的塞尔维亚，没有一个好的向导，旅行会是非常困难的。也许韦斯特的时代就是这样，我的时代也是这样。我在上海能找到的资料屈指可数，那些有限的资料还彼此矛盾重重，或者语焉不详。所以文学作品成为我最重要的精神地图，跟着帕维奇，我去了摩拉瓦河谷，跟着契斯，我去了平原与贝尔格莱德，跟着安德里奇，我眺望了南斯拉夫共和国的黄金时代。我跟着我的向导们，在如今窄小的国度里，也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的重重谜团里穿行。我的情况并未比韦斯特那时好多少，也许更糟。

前往中南部去探访诸修道院的米高，他教会我在修道院圣像前面奉献的时候，不要放面额太大的钞票，他将我的钱都换成了十块二十块第纳尔的小钱，参差不齐地放下。这是为了让后面的人不因为奉献篮子里有一张大钱，而感到放下小钱的压力。

在伏伊伏丁那的苏博提察，波兰卡带我去了作家丹尼洛·契斯父母相遇的边境火车站和关闭已久的犹太会堂。在一座新艺术风格的庭院里，我和她，以及米先生一起讨论了这片平原上散发着的忧郁。 “因为太平坦了。 ”和契斯一样，波兰卡的妈妈也是犹太与塞族的混血儿，也侥幸与母亲一起在大战中活下来，但是失去了父亲。我在火车站见到波兰卡的妈妈，她从随身带着的旧照片里挑了一张给我看，那是她的妈妈在树下抱着童年时代的她。 1944年的夏天，她们躲在一栋房子里，逃过德国人最后的追杀，但是她们都对着镜头微笑着。而这一年的7月，波兰卡的外公死于集中营的虐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