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始皇帝——只有《史记》才能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秦始皇( 三 ) 各位女士、各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详细阐述，都很复杂，我的粗略看法，可以概括表述如下。

第一，中国古代缺乏系统文字记录的传说时代，大致可以截止在所谓夏代的末期。在这个所谓“传说”时代，或真或假、或虚或实的历史叙述是大幅度、很普遍地相互搀杂在一起的，但既然已经有了比较具体的传说，史学家也就不能对它视而不见。司马迁本着努力追求史事的客观真实性的原则，尽可能对这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传说做出了自己的斟酌判断。

于是，我们看到，《史记》对这一时期所做的记述，是从他认为相对比较信实一些的黄帝时期写起， “择其言尤雅者”（《史记·五帝本纪》）载入书中。虚的、假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纪事，固然所在多有，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儿，总是要从相对信实的时代努力向前做一些比较合理的追索。

换句话来说，虽然《史记》中这一段史事的记述存有很多值得慎重推敲或是有待深入考辨的内容，但也没有任何比它更为可靠的记载流传下来。就这一段历史的总体情况而言，相对来说，《史记》的记载还是最为确实可信，因为其他那些记载更不靠谱儿。

第二，在中国古代，以职业史官记录等系统史料为主撰著的史籍从总体上说是否存在错谬？谈到这个问题，不能不提及著名的王氏“二重证据法” ，也就是文史学界人所熟知的王国维先生强调指出的那一治史方法。

到目前为止，中国古代依据系统的职业史官文字记录来撰述的历史，大体可以确认，是始自殷商时期。

按照我的理解，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既不是他的创造，而且在当时即使是由赵国维、钱国维主张这一方法，也根本就不是什么一般性的研究方法的创新，而是在具备了相应出土文献资料的特殊历史时期，及时地将这一很普通的治史方法，用之于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用来证实古书的信实程度。其具体指向，是包含如下两重涵义：一是关于殷商时期历史的记载，依据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新史料“二重”互证的方法，使得“《世本》、《史记》之为实录”这一点， “得于今日证之” ，亦即赖此“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二是对那些较殷商更早的上古早期传说时代来说， “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这也可以说是对上面所说第一方面问题的一个解答，即对于载录中国早期历史最为详备的《史记》来说，它至少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反映了历史的实际情况（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古史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