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偷家族》和《身毒丸》看日本家庭的解构( 五 ) 从《小偷家族

代性的共同体意识。

《身毒丸》和三岛的《弱法师》想要反抗的现代伦理，基本成型于大正时代(1921年-1926年) 。这种伦理的成型与“大正民主主义”有关。工业化带来经济基础的改变、农村的破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基于普选法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女性受教育和参与社会活动程度增长等，都促进了现代家庭结构(父、母、子)的产生和定型。一战后日本的工业急速发展，企业数量迅速增长，为了维持企业的稳定和长期发展，产生了所谓“经营家庭主义”的意识，众所周知的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就是在这种意识影响下产生的。也就是说，企业中的职场伦理，是模拟家庭伦理建立的，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伦理道德逐渐衍化为非血缘关系的泛社会化家庭主义。这种家庭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压抑个性以保全群体的利益，本是同根生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主义在某些方面产生对立。

战后，日本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有两条思路，一条是沿着个人主义的脉络进行的，即反思主体性的无限扩张导致的从个人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演变，另一条是沿着家庭主义的脉络进行的，然而我们惊讶地发现，泛社会化的家庭伦理道德同样为法西斯主义的到来推波助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话语兴起之后，具有后现代性的文学揭示出个人主义和家庭主义两种思想裹挟下形成的奇怪张力，表现了现代人难以两全的生存困局。《身毒丸》和《弱法师》都以个人主义作为家庭主义的抵抗线，然而个体的精神自由是以肉体的伤痕累累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