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
元代社会是我用力最多的一个领域。元代是一个多元族群与多元文化的社会。元代的社会阶层结构、族群等级、族群文化关系与前后各代皆有甚大的不同。在社会阶层方面与前代的主要差异在于新旧菁英阶层的更替，即是中原社会中的传统菁英——士人（儒士）——地位较前低落，代之而起的则为一个皇室家臣集团，亦即当时所谓“大根脚”家族。我的《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系探讨儒士的地位，而《元代四大蒙古家族》、《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及《蒙元时代高昌偰氏的仕宦与汉化》等三文则系探讨新菁英阶层的性质与地位。
关于儒士在元朝的地位，过去学者因受南宋遗民“九儒十丐”说法的影响而认为特别卑下。元朝儒士大多编为“儒户”，《元代的儒户》一文系透过儒户的法定权利与义务而探讨儒士在元代社会中的实际地位。该文显示：儒士虽失去唯我独尊的传统地位，但与当时僧道相当，仍然享有不少经济上的优待，仅是仕进之路较前狭隘。因此，在士人地位演变史上，元朝儒士地位特殊，却非特别卑下。
元朝的新统治菁英阶层与其他各代不同，具有两项特色：一为族群多元化，包括蒙古、色目、汉人及少数南人。另一为闭锁性：统治菁英阶层甚少吸收新血，层次愈高，愈是如此。《四大蒙古家族》一文系自四个最为潢贵的家族之历史研析蒙古统治菁英阶层的性质与演变，反映出蒙元政权具有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家产制”性格，即是政府为皇室家务组织的扩张，而皇室家臣则构成最高统治阶层。忽必烈虽然采用官僚制组织，但未削减家产制的影响，以致统治菁英阶层的性质并未改变。《几个汉军世家》一文研析六个重要汉军世家的历史，显示：汉军世家因在征服中原过程中立有大功，取得家臣身分，成为蒙元社会中的最上层。《高昌偰氏》系以一个家族的历史检视色目菁英阶层的政治与文化演变。该文指出偰氏原为突厥、回纥、畏兀儿等国世家，因归降蒙古时代较早，亦跻身皇室家臣之列以致仕宧不绝，但汉化较深，故兼具“根脚”与“科第”双重世家身分，情形较为特殊。总之元朝统治菁英阶层甚为闭锁，重家世而轻成就，与中国近世各代的情形大不相同。
科举制度正是造成近世儒士地位及高度社会流动率的一个重要机制，元朝儒士地位低落的一个原因是科举制度未受重视。元代政治社会环境与汉族王朝时代迥异，故科举的机制及其影响亦不相同。可惜过去学者对科举制度对元代社会的影响未加研究。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元代的科举与社会”的计划。这一计划包括的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进士录》之重建。第二部分则是根据《进士录》探讨科举恢复对当时菁英构成及中国近世社会发展的影响。第一部分现己杀青，各科《进士辑录》并已陆续在各学报发表。第二部分亦已大体完成。第二部分之研究显示：就科举制度的规模而言，由于元朝恢复科举之目的仅在于为原有以特定标准选官用人的方法增添一个补充途径，因而考试规模始终窄隘，竞争空前激烈。就菁英流动率而言，元朝科举产生的官场新血少于宋金明清等朝，但考试对各族群之影响大小不一，甚多蒙古、色目、汉人进士来自元朝官宦家庭，不少南人进士则出身于南宋仕宦家族。就科举对文官构成之影响而言，元代进士多数以中品官职终仕，而有五分之一仕至高官，但因进士仅占当时文官的3.4%，显示科举对元朝政权的封闭性的特质影响甚小。此一研究第二部分中现己发表的章节包括《元朝蒙古色目进士背景的分析》、《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元朝南人进士分布与近世区域人才升沉》。
（四）族群文化
由于元朝是一个多元族群社会，各族群的政治地位与文化背景相互歧异，族群关系空前复杂。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因而成为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多年来注意的一个焦点，发表过几篇论着，或综论当时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或探讨蒙古人的汉学与汉化，或考述多族士人圈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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