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程|萧启庆: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 六 )


《内北国而外中国:元朝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係》显示元朝族群政策之宗旨不在于达致族群的和谐与统合,而是对被征服民族采行压制与分化。这一政策严重影响族群关系,造成族群关系在各方面产生很大的落差。在社会、文化方面,元朝中期以后各族群已呈现融合之趋势,但在政治、经济方面,蒙古、色目与汉族间的关系始终以压迫与剥削为主调,导致族群的对立与冲突,而元朝之覆亡与族群关系之恶化具有密切关联。
《元代蒙古人的汉学》与《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等二文探讨了汉文化对蒙古族的影响。过去学者多认为元代蒙古人与汉族士大夫文化始终格格不入,与色目人不同。《汉学》一文考述了117名蒙古儒者、诗人、曲家及书画家的生平及造诣,显示不少蒙古士人的汉学造诣深湛,足与当世汉族及色目名家争胜。论者多谓此文可与陈垣名着《元西域人华化考》并行。《论汉化》一文则全面评估元朝蒙古人所受汉文化影响之程度并检讨其无法完全汉化的原因。该文就名字、礼俗及汉学等三方面具体衡量蒙古人所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我同意魏复光(Karl A. Wittfogel)所说:只要征服状态不变,征服民族群便不会放弃其原有族群认同而真正与被征服民族同化。但是征服状态既不能隔绝二民族之间的交流,亦无法阻止蒙古人受到汉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前辈学者显然低估汉文化对蒙古人的影响。
十馀年前笔者在撰写《汉学》一文时即已体认到:元代中后期熟谙汉族士大夫文化的蒙古、色目人士日益增多,业己形成一个士人阶层,而此一新兴的蒙古、色目士人阶层并非孤立于汉族士人主流之外,而是基于共同的文化造诣、兴趣与品味,与后者紧密结纳,相互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关係。由于这一体认,笔者遂萌发了“多族士人圈”的概念。五年以前我写了《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一文,又扩张成为一本小书,其宗旨即在证明元朝中期以后一个多族士人圈业已形成。各族士人透过姻戚、师生、座师、同年、同僚、同乡等关系,建立紧密的社会网络,并且共同参与诗文唱酬、雅集游宴、书画题跋及着作编刊等文化活动,频繁互动,各族士人并且具有共同的群体意识——信仰、价值、行为规范及政治理念——乃能融为一体。多族士人圈之形成为族群统合跨出重大的一步。这本书稿虽仍待整理,其中《元代蒙古色目士人阶层的形成与发展》、《元代各族士人间的文化互动﹕书缘》及《元代多族士人的雅集》等章节则已发表。总之,上述这些研究打破了学界对元朝族群关系相沿已久的误解。
(五)传记与人物
研究一个时代的历史,必须了解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因此人物研究往往成为时代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西方汉学发展史上,L .C.Goodrich及恒慕义(Arthur Hummel)主编的人物传记集便是明、清史研究的里程碑。我和罗意果、陈学霖教授联合主编的《蒙元前期名人传论》(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则是蒙元史在这方面的参考着作。此书不是一本历史辞典,而是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汗时代重要政治、军事、文化人物的传论集,各篇传论以详尽为目标。该书系集合中、美、德、意、澳等国蒙元史学者所编着。我执笔的有该书导论及出身畏兀儿族的儒相廉希宪、前期汉军名将史天泽、张柔、严实与平宋大将伯颜、张宏范等人评传六篇。
其他三篇都是关于成吉思汗、苏天爵及金哈剌等个别人物。《凯撒的还给凯撒:从传记论中外成吉思汗研究》一文系自传记探讨二十世纪各国成吉思汗研究的发展,特别强调成吉思汗的政治争议性。笔者希望,随着后意识型态时代的来临,未来成吉思汗的传记应将历史真面目还给这位蒙古凯撒。苏天爵为元代最重要的史学家,《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考述了苏氏的生平并评估其名着《元朝名臣事略》的史学价值。金哈剌为一出身汪古族的元季诗人,其《南游寓兴诗集》在中国失传已久,我根据在日本内阁文库发现的抄本考证了金哈剌之族属、家世、科第、仕历、诗集流传及其文学价值。元代蒙古、色目人所撰诗文集流传至今者为数极少,任何失传诗文集之重现皆应具有甚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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