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当母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四 ) 母亲节来临之

正如NancyChodorow在《母职的再生产》一书中所分析的，母职通过家庭和社会习惯养成，在女性主体身上进行自我复制，母职既是性别分工的重要因素，也成为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再生产。比如，当女孩子们从小就被理所当然地教导抱起洋娃娃、办起过家家的时候，她就开始被“教”如何成为一个“母亲”和“主妇” ，而这种角色教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女孩自我认同的一部分。

生育和养育的私人化，以及心理学强调的“原生家庭主义” ，强化了“好妈妈”和“坏妈妈”成为评判女人的标准。在现实的母职实践中，重要的不在于如何成为一个“好妈妈” ，而是，女人在不断努力学习并实践“好妈妈”的过程中，时时刻刻小心翼翼的不敢越雷池半步，生怕一步不慎，就成为一个“坏妈妈” 。在今天，比“成为一个母亲”更重要和艰难的就是“当好一个母亲” ，一系列家庭教育的论述强调母职的重要性，以现代专业的新瓶，装着母职建制的旧酒。虽然人人都知道孩子最终成为什么样，有太多的偶然因素，但妈妈们还是步步为营，生怕一步错、步步错，孩子的一个小优点，就成为妈妈们辛苦一天的所有快乐源泉，而孩子一个小小缺点，可能成为妈妈们焦虑、痛苦的所有爆发点。

四、母职塑造了女人以家庭为中心的情感结构

母职作为妇女性别角色中的组成部分，关键在于两层，一是强调了妇女作为照顾者的身份——建制化的母职使得女人成为血脉延续的容器，以此将母亲和儿童联结为必然的不可分割的情感和血缘关系，从而强调女性在养育过程中的重要责任，将女性紧密地与家庭相连。当生育和养育以母职的形构，在女人的价值组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女人生命的全部意义，以及全部快乐的源泉都来源于此——以孩子（而不是丈夫）为中心的家庭。这套角色安排，将女性桎梏于家庭内部。

尽管家庭领域本身并不比经济和社会领域低等，但是在现实的利益分配机制中，通过社会和经济生产所得到的回报，远远高于家庭内部的付出和贡献，甚至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女人在家庭内的付出是理所当然不可计酬的。直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养育和家务都具有那么强的专业性，而且，很贵” ，而干这些的，依然往往是女人。尽管如此，她们所获得的报酬，总是被嫌“贵”而又几乎没有男人愿意来取代。这些，往往是整个社会性别分配的机制性不平等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