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当母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三 ) 母亲节来临之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强调女性作为劳动和生产主体，而母职中的重要内容生育和养育，也成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国家任务” ，为了最大程度的消除生育和养育可能对生产的影响，帮助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形成了一套镶嵌于国家福利体系下的公有制国家和集体养育机制。同时，这也让家庭事务成为需要由个人来克服的“麻烦” 。在这个过程中，集体化养育让“母职”成为劳动生产的一部分，也是集体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随着80年代市场经济的逐渐兴起，绝大部分的社会福利从企业职能中剥离出去，生育再度回归成为家庭私事，母职再度回归成为妇女自身的个体价值。

三、母职是性别化的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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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对两性之于家庭和社会的分工，具有很强的性别色彩。与母职成为女人的建制性标准相反，人们很少强调“父职” ，或者说从未将“父职”植入男人作为社会主体的结构中。相反的，建制化的母职，则成为女人“人格”的一部分。生育与否被作为女性的“性别道德” ，是能否履行女性天职的标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无法或者没能生育的女性会被认为，甚至自我认同为“不完整的女人” 。当“成为母亲”是女人所独有的性别道德时，谁也不可能坦然去背负这样一个恶名。更重要的是，长久以来，一整套家庭和继承制度在强调着这套“母以子贵”的生育文化，尽管今天我们在法律上几乎找不到对不育女性的明显歧视，但是各种生活和工作上的“不便”总是影影绰绰如影随形——催婚的背后是催育，高学历的、职场高阶的不婚不育女人被认为是“第三性” ，婚而不育的女人被认为是“不正常”……这些都是文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