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旋 | 结束一场革命很可能要难于开始一场革命( 五 ) 原标题：谭旋

保卫新的革命价值观的强烈意愿、活跃反革命势力的存在、政权崩溃的后果，以及武装人员和无套裤汉联盟的政治影响相互交织，导致了恐惧和不信任的政治文化的出现。实际上，从一开始，大革命非凡的成就所带来的极度欢欣与热忱，就夹杂着紧张不安的情绪。这种紧张不安，来源于革命形势本身，来源于不断出现的巨变和始终伴随的不确定性，也来源于对失去权力和特权之人定会反扑以重获权力这一事实的认识。大革命所遭遇的强烈谴责，以及谣言的强大力量，进一步引发了恐惧。那些加剧了不确定性的谣言，很容易在平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精英之间跨阶层传播。这些谣言和怀疑，被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背叛所证实。路易十六、拉法耶特、米拉波和吕穆矣的表里不一让人确信：哪怕是曾经最受信任的革命支持者，也可能是披着“爱国者外衣”的阴谋家。激进派们因未曾发现这些阴谋而深感羞愧，并发誓不会再让这种情况出现。最终，人身威胁降临到革命者头上，例如1793年勒佩勒提耶和马拉遇刺身亡，以及1794年科洛·德布瓦和罗伯斯庇尔遭遇的未遂刺杀。

然而，在1791年冬季之前，甚至在法国被拖入战争之前，弥漫着的恐惧与怀疑气氛已经造成了许多革命者对揭发阴谋的执迷。他们认为，一个由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制定的“巨大阴谋”是革命遭遇一切困难的根本原因。战争打响之后，这一执迷使得反革命政变即将来临的谣言四起，在巴黎引发了一系列恐慌。无论是在1792年5月、1793年3月还是1794年6月，这些谣言都不仅在下层平民中传播，而且在上层政治精英中传播。 1793年春季的危机和恐慌引发的一系列举措，最终构成了恐怖统治的制度基础。一年之后，领导层内部的恐慌和恐惧，成为1794年夏季颁布牧月法令和实施恐怖统治的重要因素。

另外，恐惧和不信任的政治文化，也与激烈的派系斗争紧密相连。政治分歧反映在始于地方、展现于中央的派系斗争中，也反映在对具体政策——尤其是那些关于普通民众在政治过程中所处地位的政策——的不同观点中，还反映在几位极富魅力的政治领袖间的斗争中。不管分歧来源于何处，各个派系很快就自立门户，并以对其他派系的反对为理论基础来定义自己，例如：爱国者对抗贵族，雅各宾派对抗斐扬派，山岳派对抗吉伦特派。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赞同这样的派系分化。事实上，大部分代表试图保持中立。但是，在1791年之后的情绪化的氛围中，那些从前保持中立的代表很快加入各党派，并攻击他们的政敌，将其视为危险的阴谋家和叛国者。流毒甚广的派系之争是恐惧、不信任和求生欲的产物，也是造成1793年和1794年自我毁灭的糟糕政局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