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旋 | 结束一场革命很可能要难于开始一场革命( 六 ) 原标题：谭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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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的路易十六一家被瓦伦的居民和国民自卫队队员拦下

然而，革命的进程不是线性的。恐怖政权并非一日建成，它的出现经历了众多人物、派系和事件的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战争和反革命运动的态势滋养着恐惧，理性反思和复杂的情绪也为恐惧提供了养分。早在1791年6月国王试图逃跑，以及接下来1792年8月攻占杜伊勒里宫的时候，革命领袖已经对一系列镇压措施进行了试验，其中不少措施都应用在了共和历第二年。然而，哪怕是在1793年3月，在恐慌情绪中创造了恐怖统治的基本制度之后，山岳派也不敢大肆使用这些措施。最初，革命特别法庭遵循法律规范，因此犯人被处决的情况并不十分普遍。 6月2日，吉伦特派被逮捕之后，许多山岳派成员也试图缓和局势，他们既对武装群众的不断施压感到愤怒，又对发生在各省的清洗山岳派代表的行为感到恐惧。即便是库东、巴雷尔和圣茹斯特等未来的恐怖分子，最初也把对吉伦特派的拘留作为“权宜之计” ，就像他们呼吁与叛乱的联邦党人寻求和解一样。公共安全委员会彻底转为支持国家主导的暴力行为，要到9月才宣告开始。在9月，马拉已遇刺身亡；联邦党人和旺代省拒绝和解，武装叛乱继续；罗伯斯庇尔进入了公共安全委员会；武装民兵重返国民公会。

这之后的局势，对恐怖统治的到来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革命者当时没有一个心理转变，没有认为法国大革命的过程有一个悲剧性的内在逻辑，或者说，没有认为革命作为一种现象本身就有一个悲剧性的内在逻辑，大恐怖时期不会就此到来。当然，每一场革命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有其特定的发展节奏，也是特定的历史偶然性与个人选择及情绪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纵观历史上的重要革命，很多都有恐怖时期，也都有对社会能够也必须革新的强烈信念，而这些信念很容易引向对反对意见的敌视和打压。对于所有的革命而言，那些利益和价值观念受到威胁的群体，都会成为反革命势力。对所有的革命而言，在无法避免的过渡时期，都会出现权力真空，也都会出现每一个权力机构均受到质疑的时刻：正如米拉波阐述过的， “所有旧的权力分界都被清除了” 。对所有的革命而言，人民群众的影响足以将革命推向意料之外的轨道。另外，对所有革命而言，也很可能都有执迷于揭穿阴谋、过度怀疑和缺乏信任的时期，都有充满不确定性以致于难辨敌友，不知道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是躲在革命誓言面具之下、披着羊皮的狼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