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旋 | 结束一场革命很可能要难于开始一场革命( 二 ) 原标题：谭旋

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恐怖分子心态的出现明显不能归结为单一原因的作用。它不单受到旧制度文化的影响，也非仅仅出自几位历史人物的决定，更不仅是历史情境使然。恐怖统治，恰恰是由革命本身进程中的一系列事件发展而致。毫无疑问，最初，紧张情绪、革命热忱与社会关切，让法国社会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人接受了1787年之后涌现的新的革命价值。这些价值在1789年夏被写入了一份重要宣言。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些成就是多么新奇，多么耀眼，多么非比寻常。不像现当代历史上的诸多革命，法国大革命并非基于一套已经存在的、发展完善的意识形态，它并没有完全照搬启蒙思想的某个或某些理论学说。

18世纪的思想家们创造了包罗宏富而又时相矛盾的一系列思想，这些思想为数不清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可能，也为维持社会现状提供了理论依据。也许，启蒙时代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它不断带给世人的自信。它使人们相信，人类个体有能力运用他们的智慧与“理性”解决各类问题。大革命时期本身蕴含着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旧制度的崩溃，给予了爱国者重整国家与社会秩序的可能性。这一进程开始于1787年，但在两年之后才逐渐显示了它的强大力量。在这之后，革命者们才根据民主自决、公民自由、人人平等以及废除特权等革命价值，即兴创作，临时拼凑出了某种“意识形态” 。让这些成就得以实现的是无限的热忱，它指引着法国各地的男男女女为支持新政权而满怀激情地庄严宣誓，也指引着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新人”横空出世：这是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彻底改变。这一热忱的另一表现是在法国急剧高涨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这一情绪使法国将自身视为它所向往的新世界的毫无疑问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