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里的阎连科：他朝外看到了天下，朝内看到了自己( 三 ) “中国文学特

隔了多年之后，此时，当我在上海他所住的酒店里再次提到当年的拆迁时，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他说他不会写拆迁的纪实故事。他要写就写得特别一些。

如何面对“现实” ，或者说“现实主义” ，阎连科这些年有了变化。我几年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变化，现在则更为彻底。他称自己为“写作的叛徒” ， “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 。 “我们的文学不再缺少什么了。应有尽有了。想有就有了。有险峻，有林溪，有平川，有漠景，有无限可供人研究说道的景色和猜想。而唯独没有的，就是作家对写作的一种无奈和糊涂，是从明白到不明白后的惘然和惆怅。是在写作中愁思百结的混沌和迷憾。是那种不悟和难悟。 ”他一再地提起一个小和尚悟道的故事，并思考如何在写作上“成佛行佛” 。某种对写作的怀疑和焦虑曾经缠绕着他，他想开拓新路，希望“面对历史和现实时，用自己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如何命名“自己的形式”和“自己的声音”呢？

阎连科在那座如今已经消失的建筑里写出了《四书》。《四书》是他“随心所欲肆无忌惮”之作，想怎么去讲，就怎么去讲。他把《四书》的写作视作人生一段美好假期。 “假期之间，一切都归我所有。 ”更重要的是，他在写作《四书》时，越发明白了他试图建立的新的“叙述秩序”——他的头脑里冒出了“神实主义”的想法。 “神实主义，大约应该有个简单的说法。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事物内部关系与人的联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有一说一，不是它抵达真实和现实的桥梁。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 ”“神实主义”就像他在卡夫卡文学奖获奖词里所写到的故乡打电筒走路的盲人一样，让他在向文学之路行进的过程中，眼前有了一束耀眼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