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里的阎连科：他朝外看到了天下，朝内看到了自己(21) “中国文学特

人物周刊：你见过村上春树吗？

阎连科：没有。他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

人物周刊：在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上，你的名字也经常和村上春树联系在一起，你觉得他拿奖的可能性大吗？

阎连科：他肯定比鲍勃·迪伦写得好吧。鲍勃·迪伦在音乐上有多大的价值，我不了解，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文学还是村上春树更好。

人物周刊：你说写《风雅颂》的时候，对学校里的知识分子把握得不够好，现在，你进入学校已经好些年了，如果回头再去写《风雅颂》，会不会和以前不太一样。

阎连科：不会的。对我来说，不是哪一个情节或细节特别符合知识分子，我今天的写作，也不是追求每一个情节的准确性，还是要追求那种精神的东西。我属于对生活中失实的东西特别不在意的人。有人说生活中的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的，生活中的农民不是这样的，那不是就不是，我特别重视的是你骨子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风雅颂》其实是比较简单了。那时对于所谓“神实主义”的理解也没有那么深，写作时摇摆不定。写完《四书》、《炸裂志》之后，更不会去考虑现实中是不是可能有那个东西了。我经历过拆迁——可我写拆迁，就让一群人围着跑几圈，拆迁就完了。我特别注重《炸裂志》，许多细节都是我说的内真实。比如里面写到训练海军，不是在海里训练，而是在大西北的沙漠种上草练习。这就是内真实，所谓神实主义的小说充满这样的细节。我以为，小说去追求表面的真实没什么意义，应该写的是内在的真实。有人会觉得《炸裂志》太不好看了，有人会觉得，这怎么可能？这都不重要。我觉得真实，这就行了。

人物周刊：我一直挺好奇，你曾经在部队待了很长时间，部队给人森严的感觉，但你却一直有非常开阔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