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春天》这种打着现实题材招牌的文艺片，为何难讨市场的青睐？( 四 ) 今年3月份

即使是台湾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俗不可耐的故事，但是它的电影镜头，也非常忠实于正反打的用镜规律，所以电影在内容上乏善可陈，但是用镜却无可挑剔。看起来至少很舒服，观众进电影院不就是图一个舒服吗？图一个电影对观众观看心理的照顾与体贴吗？

《阳台上》与《过春天》两部电影的导演不约而同地都利用单一的长镜头为基础的语言，来表达电影的内在内涵，最后，都形成了一样的结果，就是疏于对人物的塑造与刻画。对镜头的假再现，使他们没有兴趣去表现人物，似乎一旦去刻画人物，便会让他们恪守的现实主义法则遭到破坏。

这就是这类文艺片的最大的误区。因为要真实，这类文艺里的人物都形似木偶，形态木讷，好像这才是一个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人物缺乏应有的反应，即使在两个人存在的空间里，情愿为一些无聊的事情叽叽咕咕，但不会为真正的内心交流而有过掏心敞胸的对话。

在《过春天》里，我们恰恰可以看到这样的毛病。影片里的很多情节，电影都不屑于对观众作出交待。女孩的父亲是如何与母亲相识的，母亲的生存现实是什么？这一切本来是人物的必然的生活背景，但在电影里，却是被推到现实中的另一边。影片中的父母，是中国电影中最常见的那一种只知生养、不知教育的父母类型，也就是鲁迅笔下所称呼的“嫖父”的那一种类型。而我们在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中，即使影片里是习惯性地处于种族歧视下游的黑人家庭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黑人的父母富有人情味，比中国的父母更关爱自己的孩子，甚至可以说，比中国人更有中华文化的传统亲情沉淀。为什么好莱坞电影里都时常把“我们是一家人”挂在嘴边，但到了真正非常重视“一家人”气氛营造的中国电影里，却没有一个有担当的父母呢？这恰恰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对我们亲情氛围缺乏表现与再现的能力，所以采取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把他们一脚踢开是最简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