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马勇：我的书房，为用不为藏( 八 ) 首发：3月22

另外，史料书，年谱长编一类的书，我都是遇到就买，尽管有些暂时不做，我也会收集起来，非买不可。

还有日记，我是见一本买一本。日记只要读的多了，才能体现出故事，单独读一本日记是没意思的，只有在不同记录的佐证下，日记的价值才越发呈现出来，可以从中类比出一些史料的真实性。比如《胡适日记》，写的当然是很真实，但是胡适有好多东西不写，于是，需要借助别的日记来看到他不写的那些东西。比如，胡适与曹诚英的故事，他自己日记里没记，通过别人的日记，慢慢就勾勒出来了。这些就是日记对于学术研究的独特功用。

绿茶：说到日记，去年有一本《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后受到学界和文化界一致好评，这本日记应该很对您胃口吧。

马勇：这本日记很重要，我多年研究蒋梦麟，郑天挺是蒋的学生，所以，这本日记中有很多我以前没看到过的关于蒋梦麟的史料，价值很高，我还决定重新写一篇关于蒋梦麟的文章。你要是熟悉这里面的人脉关系，看这套日记，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绿茶：历史研究中，还有一类史料是报刊，您的学术实践中会采用到报刊资料吗?

马勇：真正有报纸是从1895年开始的，到1949年，这50多年是真正可以用报纸研究的历史。但是，我们首先要对民国时期的报纸有所了解，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取舍的判断。比如，同样关于革命，于右任办的《民立报》《民呼日报》等，立场肯定是革命是正义的、正当的。再看实业家张謇办的《星报》《通报》，以及他为大股东的《申报》等，就不是很主张用革命的手段解决问题。这些背后的立场就是研究的关键，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参考，才能客观看待那段时期的历史，历史研究的温情，就是从这些细节中一点点呈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