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马勇：我的书房，为用不为藏( 五 ) 首发：3月22

客观造成我书多的原因是，我原来做古代史，所以积累大量的古代史方面的书，大学毕业后做近代史，又大量购买近代史方面的书。加之三十多年来，我的书都跟着题目走，不同的题目又增加了不同的书。比如，刘大年找我合作做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就增加了大量抗战史的书。后来做严复的研究，关于严复的书基本上都收齐了，还去沈阳看严复的资料、手稿等。之后，又做章太炎的研究，用三年的时间读章太炎的资料，《章太炎全集》最后就是我参与一起合拢的。

还有由社科院常务副院长汝信牵头的“世界文明研究” ，这项研究也一直在进行，我参与其中“中国文明的研究” ，今年已经是第三期了。围绕这个主题，又扩充出很多书。这些年来的课题经费，基本上都换成书了。

到目前为止，我自主性的研究比较少，只有梁漱溟算是我自选的，还有几本论文集。而我自己真正想写的是“经学史”和“儒学史” 。上世纪90年代初，庞朴主持“中国儒学”项目时，曾约我参与，第一卷《儒学简史》就是我写的。

书失去了主人的守护，就很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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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书房一角。绿茶摄

绿茶：这么多研究项目，如此高速的图书增长，您的书房如何容纳得下，有什么好的书房优化手段吗?

马勇：我会随着项目的变化，处理一些书，主要散给像孔夫子、布衣书局这样的二手书店。不散书，家里可容纳不了。淘汰书很不忍，人都有占有书的欲望，但没有办法。别人送的书，我是不敢往外散的，这类书还不少，所以，我通常放在书房最高处，免得不小心散出去，就很尴尬了。有一次，我在一个流动书摊看到自己送给一位老先生的书，可能是老先生过世后，家里人处理出来的。人的眼睛在这时候特别敏锐，一眼就看到自己的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