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马勇：我的书房，为用不为藏( 四 ) 首发：3月22

绿茶：除了做书房的办公室，你们近代史所的图书馆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主阵地吧。

马勇：对。我1986年毕业，到1991年才发第一篇文章，我老师朱维铮一再告诫我们，不要过早发文章，要多读书。所以，那些年我每天就是去图书馆借书还书，再借再还。当时做的第一个课题是梁漱溟，我做了很多前人没挖掘过的材料工作。包括后续做的几个近代人物，比如蒋梦麟，在我做之前，国内找不到一本关于蒋梦麟的书，我从香港、台湾等地方收集、挖掘了很多材料。

我是学古代思想史的，后来到近代史所工作，当时的研究环境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刚来的年轻人，老先生不让我们写东西，也没那么大压力，就静静地读了五六年书，算上本科，专心读了十几年书。

等到后来开始写东西时，脑子里对历史有无数种自由组合，也知道材料在哪儿，随时可以调动这些资源。我写东西面比较广，得益于当年阅读比较系统，可以从古至今打通。

（注）2000年时，近代史所承担了一个编撰《中国近代通史》的课题。之前马勇发表过关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文章，所长就让他负责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这一个时间段的写作。 2014年，由近代史所中青年学者编纂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出版。

我自己真正想写的是“经学史”和“儒学史”

绿茶：在书房和图书馆这两者之间，您是如何取舍的，哪些书要收在家中，哪些去图书馆阅读?

马勇：我的书基本是一个流动状态，我正在做的题目，这些书都在我的书房，暂时不做的就搬到地下室去。需要参考和补充的基本是去图书馆，但很多时候，做研究需要借助更多的地方。比如，我当时做蒋梦麟的研究，大陆各图书馆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什么材料，就需要去台湾、香港等研究机构的图书馆。而我的书房本身，我保持它是流动的状态，随着自己的研究变化而变化。我的书房是用的书房，而不是藏的书房，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本书是因为藏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