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春天》才不是所谓“青春片”那么狭窄( 四 )

而现代性同后现代性之间的裂变 , 却使传统身份认同所蕴涵的内在同一性发生瓦解 。 宏大叙事的失落 , 社会秩序的变革 , 社会关系的多重化 , 空间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所带来的视域融合 , 外来文化的涌入所造成的多元主义 , 都使得身份成为不确定的存在 。 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认为 , 身份认同是一个旧身份不断分裂 , 新身份不断形成的去中心过程 。 文化研究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认为 , 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 , 统一自我不再是中心 。 我们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 , 力量又指向四面八方 , 因此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 。 至此 , 处于“断代”时期的主体 , 会催生出一种身份认同上的茫然与焦虑 。 对于这种身份认同焦虑 ,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有过精辟的论述:“个体社会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种稳定的身份感 , 这种身份感将在这个人面临不同的情景转换时仍相对长期地维持 。 无法取得一种确定的身份就会造成身份弥散 , 它将使个体因恐惧被他人取代而不能做出承诺或进入(与他人的)紧密的关系 。 ”

在中国社会急遽转型所衍生的社会剧变和文化嬗变图景中 , 身份认同危机更是前所未有地被凸显出来 。 少女佩佩就是这场危机的一个典型样本 。 她身份结构的复杂 , 本来就已构成其身份认同的暧昧 。 看起来 , 佩佩具有双重身份——在深圳有家 , 在香港有身份证 , 但作为流动人口 , 她又缺失本质化的、同一性的、清晰的“内地”或“香港”身份 , 从而和两地都有了一种疏离感 。 作为个体 , 家庭的破裂 , 更造成了她在身份上的双重失落——似乎属于两地 , 却在两地都没有归属 。 不论对于深圳还是香港 , 不论对于父亲还是母亲 , 她都是一个无法真正融入的“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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