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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鹿鸣：流星与大业——中国历史三岔口上的隋( 六 )

若要对两说的异同稍作评骘 ， 大约有两点似可抉出做进一步讨论 。 在既往的争论中 ， 引发较多争议的是唐长孺先生的一段评述“因而北方社会在恢复生产 ， 巩固政权 ， 确立秩序的进程中 ， 插入了一段并非必然的过程 ， 出现了一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制度形式”（《魏晋南朝隋唐史三论》 ，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 495页） 。 不少论者曾举其中“插入了一段并非必然的过程”一语 ， 视之为唐先生对北朝历史影响的总括性评价 ， 但回到书中上下文 ， 唐先生评价的对象是均田制与府兵制 ， 而非北朝整体 。 根据唐先生的看法 ， 与南朝大土地所有制持续发展 ， 大量自耕农破产 ， 成为依附性的佃农不同 ， 北方长期的战乱为北魏推行均田制奠定了基础 ， 而均田制又保证了大量自耕农的存在 ， 阻碍了封建社会的发展 。 因此 ， 他“非必然的过程”的断语 ， 不但是有具体指涉的 ， 而且需在他所持的“魏晋封建论”框架中加以理解 。 田余庆与阎步克两位先生对南北朝发展大势的观察 ， 主要是从皇权政治、官僚制度及国家形态等方面入手 ， 较为明晰 ， 也不涉及时代分期的关怀 ， 而唐先生“南朝化”之说某种意义上是他系统阐发“魏晋封建论”中的一环 ， 似当放在更复杂的理论背景下加以理解 。

其次 ， 隋唐两代重建一统后 ， 汇流南北 ， 兼有损益 ， 本属自然 ， 因此隋唐制度兼采南北已为学者公认 。 不过既往学者多承袭陈寅恪先生研究的脉络 ， 注意辨别制度源流的主次 ， 对各种制度的“轻重”似措意不多 。 国家体制所涵括的礼仪、职官、法律、财政、兵制等方面 ， 哪些较具“弹性” ， 为治国之缘饰 ， 大可以“拿来主义” ， 哪些是“刚性”的 ， 系立国之根本 ， 无法假借 。 如高欢所谓“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 ， 专事衣冠礼乐” ， 南朝在礼乐、文学上稍胜北方 ， 为当时公认 ， 但这些似乎是相对次要的、缘饰性的 。 辨识制度的“轻重” ， 或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南与北 ， 何为主流 。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注意到 ，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家 ， 唐长孺先生讨论南朝化 ， 关注重心在于土地、赋役等制度 ， 及依附这一经济基础产生的军事制度 ， 如府兵制 。 从这点而言 ， 唐先生与田先生的观察 ， 不但聚焦点有落差 ， 背后的理论关怀也不一样 。 目前 ， 关于南朝化的诸面向中 ， 最无争议的似乎是文学 ， 这点在唐先生的框架中恰恰是相对不重要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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