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流星与大业——中国历史三岔口上的隋( 二 ) 大运河文︱仇

两个“南北朝”的同异

重建一统大约是隋的历史贡献中最无争议的一点，国人好谈统一与分裂的治乱循环，《三国演义》开篇那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可以说至今仍代表了相当多人的历史认识。

但当我们大谈中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时，首先需承认这是建立在“后见之明”上的产物，对一个生活在隋唐之际的人而言，经历了四个世纪的漫长分裂后，恐怕很难得出类似的认识。而在隋重建一统后，中国历史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分裂的时代，之后虽有五代十国的分立，辽、西夏与北宋，金与南宋的对峙，要么维系时间不长，五代仅半个世纪有奇，要么中国的大部仍保持统一，事实上，传统上一直将北宋视为一个统一的王朝。经过了隋唐两朝之后，我们或许才真正能说，中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

近年李治安教授提出两个南北朝之说（《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六期），勾勒出之前隐没在宋之下的辽夏金元这一北朝线索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将其称为第二个“南北朝” ，颇具胜义。若谈两个“南北朝”的不同，稍可补葺之处或有两点，一是在辽、西夏与北宋，金与南宋对峙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过一个如十六国那样碎片化的分裂时期，甚至在五代，北方仍维持统一，不过是五个短命王朝旋起旋灭而已。另一方面，第二个“南北朝”尤其是金与南宋的对峙，延续的是第一个“南北朝”后期的基本形态。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之所以能够成立，与东晋南朝以来，南方在经济、文化上的长足进步密切相关。在此之后，无论是清初南明各政权的抵抗还是1949年划江而治的提议，都反映出这种历史惯性的影响。而西晋崩溃后约一个世纪，北方碎片化的分裂状态，在中国历史上反倒是独特的。某种意义上，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何经历了这种碎片化的分裂之后，中国仍能重新走向一统，而不是停留乃至陷入进一步碎片化的形态中。

早年曾有不少学者将东汉瓦解、五胡入华与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的崩溃相比附，尽管严守专业分工的现代学者很难有勇气探究这类宏大的历史变化及背后的动因，但在此之后中国与欧洲确实出现了分途。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走向统一的动力究竟为何，这类设问很难落实到史实层面上。不过“一统”与“正统”关系的微妙变化，或许也是两个“南北朝”中值得抉出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