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流星与大业——中国历史三岔口上的隋( 八 ) 大运河文︱仇

在这方面，大运河的修筑，不但沟通了南北，更深刻影响了之后一千多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格局。在铁路出现之前，沿着运河兴起的城市，借助交通的便利，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商业都会。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中对此有一段著名的评论， “我国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的客观形势，和第一次大一统时有些不同。当第一次大一统的时候，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全在北方，问题比较简单。可是到了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时候，军事政治重心虽然仍在北方，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去了。因此，和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同一时间，便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把这已经南移的经济重心和尚留在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连系起来，以便这个伟大的政治机构能够运用灵活，尽量发挥它的作用。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交通线，是那沟通南北的运河” ，指出大运河在整合南北、造就与秦汉有别的新的大一统局面中的巨大作用，而这种政治重心在北、经济在南的格局依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当下。

修筑大运河的是隋炀帝，作为亡国之君，炀帝在历史上的形象自然不那么好，在李世民的刻意挤兑下，尤显糟糕。不过与大多数亡国之君的昏聩不同，连唐初君臣也不否认炀帝的才华与能力，隋的短促而亡，某种程度上要归咎炀帝因自负其才而过度自信。如修筑运河一事，虽泽被后世，因滥用民力，素来也被视为隋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直到现在，我们都不太清楚炀帝修筑运河的目的。方便游幸之说自然有后人附会的成分，而后世所重的转输南方物资的实际功用，在当时尚不明显。唐初岁运不过一二十万石，运河真正成为国家命脉所系，要到武周之后。也有学者推测是为征伐高句丽做准备，《隋书·阎毗传》曾提及“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 ，这仍只是其中一段的功用。不管如何，这是一项超越时代需求的超级工程，如果不是炀帝，换作他人，稍具谨慎，未必会贸然兴役。

雄才大略距离好大喜功，往往只差一步。以滥用民力、喜欢兴造巨大的工程这些方面而言，炀帝与秦始皇倒有几分类似，秦始皇刚去世，陈涉便揭竿而起，炀帝则没那么好的运气，他的四面出击，最终导致国破家亡，客死江都，也定格了历史上两人不同的形象与评价。隋的亡与兴一样，暴起暴落，让人难以捉摸。近年隋炀帝墓在扬州被发现后（参见《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考古》2014年第七期），曾借机举办过学术会议，会议论文集题为《流星王朝的遗辉》。前些日子，遇见南京博物院的左骏兄，提及正在策划一个隋代的大展，他已为这一展览起了个一语双关的名字“大业” ，而大业与流星，恰好映照出了隋王朝的现实与期许、光亮与阴暗。作为站在中国历史三岔口上的王朝，隋不难被赋予承前启后的地位，历史上的分合兴亡，虽已属事实，但要在其中加上一个“必”字，恐怕很难。隋勃兴忽亡的三十余年间，有不少偶然的因素作用其中，正像人的命运是难以预料的，一个王朝的命运同样是难以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