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流星与大业——中国历史三岔口上的隋( 四 )

2025-12-21

但至第二个“南北朝” ，尽管从胡族建立的北朝在国家形态上发育得更为成熟，对北族政权而言， “正统”与一统之间的关联却似乎被削弱了，辽与北宋、金与南宋，皆长年恪守和约所规范的“敌国”关系，金灭北宋后，先立张邦昌、后扶植伪齐，在相当长的时间甚至避免直接统治宋之旧土，假如没有更北面女真、蒙古崛起外力的影响，这种“天有二日”的对峙局面恐怕仍能长期维持，导向不同的历史演进可能。

“南朝化”与“北朝出口”

隋朝虽然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但四个世纪的南北分治所导致的经济、文化、制度诸方面的差异，自不难想见，从分途到汇流，这一过程如何展开，自然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

陈寅恪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所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立足隋唐，向前追溯，抉出隋唐制度的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论要旨不外隋唐两代虽在政治上承自北周，但从制度而言，西魏、北周反而影响最小，其他两源影响更大，而北魏、北齐一源又渊源有二：一是河西一隅保存的汉魏旧制，二是北奔南人带来东晋南朝的礼乐制度，这两样也是间接来源于不同时期的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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