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主义与门罗主义——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空间观念之争(19) 原标题：威尔

与此同时，国联盟约为“门罗主义”留下的口子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一战之后，德日两国受到美国的压制，不约而同地诉诸一种话语策略：将门罗主义的历史经验普遍化，用以对抗威尔逊式的普世主义。这意味着，美国在国联体系下所享有的门罗主义特权，其他强国也可以正当地享有。 20世纪30年代，卡尔·施米特在德国发展其“大空间”理论，服务于德国在中东欧的经营。日本1905年就从美国习得“亚洲门罗主义”的表述，将其与其国内的“亚细亚主义”思潮结合起来，为自身在东亚的扩张辩护。而在二战期间，日本的国际法学家更从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获得启发，致力于为“大东亚共荣圈”建构一种国际法理论。一旦“门罗主义”不再是美国的特权而是列强均可采用的区域秩序组织原则，美国致力于建构的普遍主义国际法必将消亡，国际法将分解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是诸多“大空间”内部的国际法，第二层是这些“大空间”之间的交往法则。不过，随着德日两国在二战中战败，这一转变并没有出现。

“威尔逊时刻”带来的种种围绕“门罗主义”的争论，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区域霸权和全球霸权之间的张力。全球霸权总是倾向于强调全球空间的同质性，强调自身代表了某些普遍适用于人类的原则和理念。而区域霸权面对全球霸权建立普遍同质秩序的压力，会更倾向于强调世界的多元空间性（pluralisticspatiality），将全球霸权的主张者视为来自另一个空间的越界者，将其普遍性诉求视为特殊利益的话语包装。 “威尔逊时刻”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区域霸权尝试建立全球霸权的生动案例——威尔逊提出了针对全球的普遍主义主张，然而他的国内政敌并没有走出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半球的空间思维，慎于在美国能够掌握的舒适区域之外承担刚性的国际义务。而其他区域霸权也可通过强调美国所经历的多元空间性思维与普遍同质性思维之间的对立，让美国“自己反对自己” ，从而消解威尔逊主义诉求的普遍性，捍卫自身在本区域的特权。

自巴黎和会以来，世界经历了一个百年，但国际秩序中不同思维模式与话语模式的起伏，在很多方面仍然像旧日故事的重演。门罗和威尔逊并没有远去，他们仍然生活在当代世界的冲突与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