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996”工作制、劳动市场结构和户籍制度改革( 四 ) 原标题：邵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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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劳务纠纷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更加不稳定，而是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和制度的完善共生的一种现象。蔡昉（2014）从知名经济学家赫希曼（Hirschman ， 1970）的“退出、呼声和忠诚”的理论框架下对其进行了解释。赫希曼认为，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员，当其在所在组织得到的利益和其付出不对称时，他可以选择退出，或者是表达呼声，前者是脱离组织关系，后者则寻求改善组织关系。这两个选择会交互作用，彼此影响。比如，如果缺乏表达呼声的渠道，人们会更容易选择退出。相反，如果能够通过便利的渠道表达自身的诉求，人们可能会首选表达呼声，其次才是退出。但是，一旦考虑到忠诚，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会使得选择更加复杂，忠诚度的提高，会大大降低退出的可能性。

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再加上户籍制度的缺失，劳动者整体上是缺乏“退出”权利的，这也会影响他们表达呼声的诉求。一旦劳动力变得稀缺，劳动市场结构的变化就给劳动者提供了“退出”的权利，他们表达呼声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在忠诚度的影响下，他们会先选择表达呼声，其次才是选择退出，如果职工对于所在公司没有任何忠诚可言，则会直接选择退出。所以，程序员们对“996”工作制的“集体诉讼” ，是在一定忠诚度的依托下，集体表达呼声，目的在于改善福利及其与组织的关系。类似劳务关系事件频繁发生的背景，就是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

人口红利的消失和户籍制度改革

日本学者RyoshinMinami（1968）的研究认为，日本出现刘易斯拐点的时间大约在1960年代初期，而以人口抚养比显著上升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显著消失的时间却在1990年代，期间相隔30年。韩国学者Moo-KiBai（1982）认为，韩国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1970年代初，而人口红利要到2000年前后才开始逐渐消失，期间维持了20多年。反观中国，蔡昉认为2004年为中国刘易斯拐点的标志性年份，而在2010年左右，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两个拐点之间仅仅相隔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