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996”工作制、劳动市场结构和户籍制度改革( 二 ) 原标题：邵宇

紧接着， 2013年， 15-65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人口抚养比不断攀升，人口结构向老龄化转变，这标志着一般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所以， 2013年之后，从人口角度来看，以前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利因素，开始变为不利因素。计划生育政策的取消并不能扭转劳动年龄人口收缩的趋势，但户籍制度放开，却可以充当人口流动的“润滑剂” 。

理论上来说，当经济处于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时，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谈判能力相对较弱，劳动力市场属于典型的买方市场。劳动者工资不是由边际生产率，而是由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而定。这个阶段，用人单位会尽力压低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在僧多粥少的竞争环境里，员工也只能忍气吞声。

但是，一旦跨越了刘易斯拐点，进入到新古典发展阶段，劳动力供给从过剩变为短缺，经济发展不再依靠粗放式的劳动力数量的投入，而是依赖于人力资本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此时，整体而言，劳动者在劳动市场的议价能力会有所提升，工资越来越取决于边际生产率，所谓“能者多拿” 。

刘易斯拐点之前，资本是经济发展中的“短板” ，在此之后，劳动变为“短板” ，特别是非熟练技能劳动者。所以，从要素投入的价格来看，就表现为工资的提升，而且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更快，这就是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农民工工资上涨较快的原因，保姆工资甚至高达万元以上，基本工资与985学校毕业的博士毕业生旗鼓相当。

图1显示了中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价格变化。劳动力价格的定义是小时平均工资(总劳动报酬，包括我们对自雇工人和家庭工人工资的估计除以总工作时间) 。资本价格是估算的，用以衡量投资方的资本成本。 1970年，各国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价格指数均为1 。可以看见，中国在2008年出现了明显的转折点，在此之后，劳动力相对价格快速上涨。这与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是一致的，而且，不同收入群体的工资涨幅有快有慢。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非熟练劳动者供不应求，其工资涨幅明显高于其他收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