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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的梁龙，挺有劲儿( 二 )


四十岁的梁龙，挺有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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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时”是“流行”的宿命
梁龙是抱着目的性来做《明日之子·乐团季》的教导主任的，他想看看现在年轻人到底是啥样，毕竟“很难一次性接触到这么多00后”。
虽然以是“教导主任”的身份参加节目，但梁龙并不想倚老卖老。他喜欢和年轻人聊天，想和他们平等的对谈，而不是“教育”他们。他认为要自己“教育”也“教育不出什么东西”：“他们也会活到四十岁的嘛！”
可惜想法和现实有点差距，梁龙发现孩子们很少在朋友圈给他点赞，给同龄导师点赞倒是很热情，他有些纳闷：自己这么有距离感吗？
他开导自己，自己岁数摆在那里，孩子们怕他也正常。他发出家长一样的感叹：“毕竟年纪小，孩子们对生活的阅历还不够，许多选手在参加比赛之前都没离开过家，连被子都不会叠。大家的漂泊感越来越淡了，我们那个年代是很漂泊的。”
和大部分你我熟知的“滚人”故事一样，梁龙对读书没兴趣，他认为自己是天生的艺术家，同时为自己贫穷的出身感到羞耻，他羡慕同学拥有他买不起的羽绒服，他希望摇滚能够拯救自己，自己能够靠音乐吃饭、干出一番大事业。
他数次迷失再振作，支撑他在飞扬尘土中一次次站起的是他的父母。他们不懂什么是艺术，他们质朴地希望孩子拥有自己热爱的人生。
没有和父母的争执、吵闹、离家出走，从这里开始，故事变得不同。
“我爸妈就是普通工人，文化程度也不高，但是他们心态很放松，我觉得这点在早期比较挽救我。我上学时候读汪国真的情诗比较多，我爸就担心我和女孩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他又不好意思直说。正好我们家养鸡嘛，他就举了个例子，他说你看这个蛋鸡这三个月才能下蛋，这两个月下来就对蛋鸡的生命就特别不好，用这种烟火味的比方来教育我。我觉得我的成长就应该很感谢他们。”
四十岁的梁龙，挺有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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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原则问题还是不能让步的：“我说不想念书了，我要去北京找崔健！我爸说你找崔健可以，但是你字都认不全怎么写歌词？”
梁龙觉得父亲说得有道理，他安生地读完了高中，靠着推销化妆品和做保安攒下的钱，成为一名“北漂”，几经磨难，成立了二手玫瑰，最终以独特的民族摇滚风格震慑了“滚圈”，声名大噪。
他也没去找崔健，因为崔健找上了他们。2000年，崔健来看他们的演出，留下一句评价：“你们是我见过的乐队中技术最烂的一个，不过方向很好。”二人自然成为了朋友。2003年，二手玫瑰在北京展览馆开个人演唱会，拉到了50万的赞助，文化局领导说上一个在这里开个唱的还是十年前的黑豹乐队。梁龙给崔健打电话炫耀，“你们太幸运了！”崔健在电话那头很是羡慕，“50万做个唱啊！”
就在人人都觉得二手玫瑰要“走起来了”的时候，非典给乐队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开了一半的玫瑰花瓣凋零一地，乐队过去几年的奋斗一切之间归零，彼时梁龙才意识到二手玫瑰的命运早已和时代紧紧捆绑在一起。
梁龙熬过第一个十年，终于等到了中国演出市场的兴起。乐队在迎来了稳定收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见证了摇滚乐在中国的衰落。
梁龙并不意外现今嘻哈文化的大行其道：“也该轮到他们了。很早音乐节就有说唱舞台，悲惨的时候观众就几个人。”
他认为当下的“嘻哈”即是过去的“摇滚”：“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天，比如现在摇滚乐在这个时代，可能就不是一个年轻人最能表达内心的方式。‘过时’是‘流行’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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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样，还有音乐啊
二十年过去，年轻人不再仰望大洋彼岸的“先进文化”，出国不再是一件“翻山越岭、舍生忘死”的事情，摇滚乐也成为了“过去时”，但梁龙并不觉得这是个坏事，相反的，他认为摇滚乐的发展比九十年代鼎盛时期更好了：“好的文化市场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只有一种风格的时候，大家是没有选择权的，没有选择权就没有判断力，但是现在大家的选择面就很广了，也对音乐行业接受度更高了。听众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是摇滚乐，还是爵士、嘻哈、电子。这样的市场既稳定，又让每个流派有了更良性的竞争。”
在二手玫瑰的第二个十年，他们终于“走起来了”。2013年，二手玫瑰在工人体育馆开了主题为“摇滚无用”的演唱会，奠定了乐队的江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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