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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底层女性不允许独自生活，１５６２年的《议会法案》和《工匠法案》，要求未婚女性要么服役，要么被送进监狱，于是，十几岁的女孩结婚前通常要在贵族家庭里服务四年，相同的处境与地位让她们彼此支持、陪伴，艰难度日中的交谈是她们发展友谊的支柱。
从１７世纪开始，拿笔写作的英国女性越来越多，男性作品中缺乏的两个主题开始出现，一个是作为母亲的女性，另一个就是作为朋友的女性。“我不是你的，而是你”，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她们也能共享一个灵魂。
肩并肩的女性友谊
在战争动乱中形成的友谊是人类所经历的最牢固的联系纽带之一，玛丽莲·亚隆认为这对女人也不例外，政治原因可以成为友谊的催化剂。
在十八世纪的美国，有一批愿意为共和政体的建立做出贡献的“爱国女性”，她们抵制进口茶叶、抗议英国税收，还为军事防御筹集资金。在这个过程中，志同道合的女性主要通过书信联系，偶尔造访彼此的寓所，鼓励彼此成为“爱国与自由的理想模范”。例如出身政治世家的作家默茜·沃伦和历史学家凯瑟琳·麦考利最初就是为了支持爱国人士而建立了友谊，通过书信交流思想近二十年。
华伦认为，政治不仅与男人有关也和女性相关，她在写给凯瑟琳的书信中说，“当这些观察是公正的，并且对心灵和品格怀有敬意时，无论是从女性的唇齿间流淌出来，夹在私人友谊的轻柔低语中，还是在参议院里由另一个性别的人大胆地说出来，都无关紧要。”
由于默茜生活在美国，凯瑟琳生活在英国，隔着大西洋的两个人仅在１７８５年前后有过一次见面交流的机会，更多的是通过书信保持着亲密的友谊。玛丽莲·亚隆不禁联想起当下网络友谊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如果没有面对面的交流，两个人真的能成为朋友吗？“如果友谊的标志是感情和思想不断地交流，加上相互同情和尊重，那么凯瑟琳和默茜的友谊确实是真正的友谊。”
１９世纪美国的工业革命重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阶级女性也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有精力和时间去教堂或参加活动，在共同交往中建立了友谊。她们自发成立了许多教会团体，为孤儿、穷人和未婚妈妈提供服务和帮助。这些团体迅速发展壮大成熟，她们按照“男性的议事规则”行事，不免引发了男性的担心——“一群女性竟然在没有男性监督的情况下做出各种组织决策”。
玛丽莲·亚隆分析认为，大量女性走出家门、全力以赴地参加这些活动，并非对权力的渴望，真正原因是这些团体所提供的社交慰藉，让女性的友谊进入更广阔的世界。
在过去，出于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的考虑而缔结的婚姻里，女人想从婚姻中得到陪伴的合理要求往往得不到满足，女人之间友谊就显得至关重要，她们进行心灵的沟通，讨论家庭事务甚至政治观点。
美国历史上女权运动领袖伊丽莎白·斯坦顿与苏珊·安东尼的友谊，至今为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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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的安东尼，与作为七个孩子母亲的斯坦顿，尽管生活环境不同，性格脾气也不同，但在反奴隶制、禁酒、主张女性权利方面的公共兴趣，让她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忠于婚姻与家庭的斯坦顿，在谈到女伴苏珊·安东尼时说，“我们完全是一个整体，在我们所有的交往中，永远肩并肩站在同一个平台上，从来没有嫉妒的感觉”，即便有意见分歧、激烈争论，但是“互不理睬的时间从未超过一个小时”。
这段非凡的友谊超越了她们所属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再局限于“友谊的轻声细语”中，而是肩并肩地面向公众，将亚里士多德的友谊理想——一种公民美德——提升到将女性纳入国家舞台的高度。
姐妹情谊
１９世纪英美文化鼓励女性写作，书信文字中记录下了女性对于友情的看法，以及她们在婚姻中为友情争取空间而付出的努力。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写诗给将要结婚的女友：“我们悲伤地分开，因为责任／我的朋友，不久就会成为一位幸福的妻子”。当时的社会，相信女性之间可以而且应该存在友情，“至少在合适的丈夫出现之前可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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