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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家”是我们最常接触的地方。然而，生活中如此普遍的、涉及每一个人生活的“家”，却在哲学中难觅踪迹。这是为什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认为，这与现代社会对于个体的强调不无关系。以“个体”为主的理解世界的方式有其非常积极的一面，然而，过度强调“个体”也会导致一些“现代病”。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亲”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健全个体”的成长。以下是他在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办的文化治理现代化高端学术系列讲座的演讲。
大多数中国人讲到“家”，感觉都会非常复杂。一方面大家对“家”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似乎很亲切，国家、家园、大家，我们习惯从“天下一家”的方式来理解整个世界；另一方面，大家又觉得在现代世界讲“家”，有一种沉重感，有一种遥远感。有次做讲座，甚至有听众认为“家”这个话题，太过陈腐。因此在现代世界，究竟如何来理解“家”，就变成了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话题。尤其在哲学领域，哲学家们讨论人类、国家、社会、各种组织或共同体，偏偏于生活中如此普遍的、涉及每一个人生活的“家”，却在哲学中难觅踪迹，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哲学就是对生活本身的反思与关照，所有的对象都应该在哲学反思的视野之下，而“家”这个话题却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很久了。今天的演讲，我想和大家谈谈“家何以作为一个哲学概念”。
现代社会对“家”何以如此陌生？
先来讲讲“家”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命运。
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对“家”的印象大多是负面的。在巴金先生的小说《家》《春》《秋》中，长子长孙要支撑起整个家族，于是觉新就要牺牲自己的个性、爱情甚至妻子的生命，而代表家族的高老太爷却是如此的陈腐没落。这与现代社会尊重个体、张扬个性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因此激起了同时代人极大的同情。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鲁迅、周建人等人都写了大量文章来讨论个体与家庭、个性与家庭，讨论家庭的压抑与个性的解放。傅斯年先生写了篇文章叫《万恶之源》，认为“家”就是万恶之源，孝是万恶之源；吴虞写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分析认为“家”是中国专制主义的基础。所以，从那时起，人们便对“家”的印象定下了一个基调：“家”是对个体的压抑、束缚以及禁锢。这是一种非常负面的看法。尽管在那个时候，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梁漱溟、钱穆，以及后来的新儒家唐君毅、徐复观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来捍卫传统对于“家”、对于“孝”的看法，但这样的努力总体来说是边缘化的。因此，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反家非孝”的立场，这种视野和立场就把一个非常宽阔的思考领地给遮蔽了。
无独有偶，在西方近代哲学中，同样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家”传统。现代世界以个体的平等自由作为理解社会的开端，这与传统社会有很大的差异。西方社会固然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传统，但是在世俗社会依然是等级制的、封建制的。因此要在世俗的基础上来论证人的平等，确实要花费一番工夫。但是只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平等自由就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了，也无须再做任何的论证。一旦人是平等自由的，在这个基础上来论述社会时，遇到的最大敌人就是“家庭”，因为在家庭中包含着自然权力的不平等。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建立个体哲学的同时，有另外一条暗的线索，那就是在不断地瓦解“家”的概念，其目的就是要服务于现代社会所强调的个体平等，消解“家庭”所带来的不平等的自然权力。这一策略对于西方哲学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是确立了近代以“个体”为主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家”在哲学层面隐退了。
所以，无论是从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家”的排斥，还是西方近代哲学中“家”的缺失，现代人对于“家”是非常陌生的，对于中国人尤其如此。一百多年来，国人未曾直面“家”的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中国人在讲到“家”的时候，内心会涌现出那种特别的“亲近”，这却未能在哲学理论中得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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