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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此去三百年，许我一碑光阴( 三 )


吴达礼生于明末 ， 姓纳喇氏 ， 属海西女真 ， 居辉发地方（今天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 ， 绵延的长白山西麓山脉是他的故乡 。吴达礼是一位旗人 ， 以军事为世职 ， 隶满洲正蓝旗 。少年时期 ， 他即因表现出众而受到皇太极的青睐 ， 17岁时入选从各旗精英中抽调而成的骁骑营并任军事长官；未满20岁 ， 随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南征 。年少的他兼具聪敏机勇 ， 在福建协助谕降大海盗郑芝龙 ， 为东南沿海的稳定做出贡献 。进入京师 ， 吴达礼因军功而受功臣爵位 ， 因精通满、汉文而被委任工部、刑部启心郎 ， 负责沟通满、汉大臣间的语言隔阂 。而后他一路升迁、官运亨通 ， 自侍郎一路高升至尚书 ， 成为践登六卿之位的朝中大员 。
吴达礼的家族均为因军功而著称的勇士：祖父名三橝 ， 清太祖时曾任扎尔固齐 ， 即“理事官” 。吴达礼的同辈 ， 在平定三藩过程中阵亡多人：康熙十三年（1674） ， 其侄伊尔都征讨耿精忠时阵亡；同年 ， 堂弟孟宝死于岳州对垒吴三桂的战役；康熙十四年（1675）另一位堂弟雅赖也中炮而死；康熙十八年（1679） ， 侄子哈尔泌攻厦门时阵亡 。不难看出 ， 吴达礼的家族崇尚勇武、忠义的价值观 ， 这正是生长于关外的满族人所具有的性格特质 。
回到康熙元年（1662） ， 这位自幼生长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洲旗人吴达礼 ， 已经定居于京城18年 。身为五个孩子的父亲 ， 他仕途顺畅 ， 家室优渥 ，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让孩子们的生命悬之一线 。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刻 ， 吴达礼听从了儿子“王母娘娘护佑”的建议 ， 向王母娘娘祈求保佑 ， 而出痘的孩子果然痊愈 。碑文中 ， 他对此感慨道：神佛是否存在虽然无法得知 ， 然而父母而因爱子之情 ， 而敬神展诚、祈求保佑 ， 本是人之常情 ， 何况此次神绩为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呢？这还有什么可说？
从对“出痘有鬼神之说”的怀疑、到亲见圣母垂慈神通、寻找娘娘殿宇还愿燃香 ， 再到亲自兴建殿宇绥神 ， 撰立碑文以记 。《太平宫碑》所记载的故事 ， 不但让我们感动于自古以来父母爱子的舐犊情深 ， 更看到了生活于京师的一位普通满洲旗人的转变——对中原的宗教文化从怀疑到尝试 ， 从尝试到信服 ， 从信服到崇拜 ， 乃至最后慷慨捐资的过程 。
蟠桃宫庙会曾是百姓的心头所好
蟠桃宫的《太平宫碑》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碎片 ， 但它为我们展示了北京历史文化中民族共同体的壮美画卷 。作为五朝古都 ， 世代生活于北京的民族与族群众多 ， 除汉族作为世居民族外 ， 历史上还有契丹、女真、蒙古、回、维吾尔等诸多民族 ， 他们为北京的血脉中融入绚烂的多重民族文化的底色 。
北京作为首善之区 ， 她多元、包容与和谐发展的历史 ， 被镌刻于石碑之上 ， 成为北京民族多元一体的例证 。如北京金融街的都城隍庙中 ， 有一块雍正十二年（1734）的碑刻 ， 记载了每年按月轮值、义务在城隍庙前挂灯照明的香会组织活动 。碑阴记载的参与者有600多人 ， 不仅有以汉军旗人为代表的汉族群体 ， 还有大量的满族人名 ， 如阿尔太、萨哈立、德山、五十八、七十一等 。又如顺治八年（1651） ， 汉人大学士洪承畴主持对旧鼓楼大街大觉寺和药王庙的重修并亲撰二碑 ， 其中《关帝庙碑》碑阴的题名数百人中 ， 出现了“牛录章京”共74人、“甲喇章京”共11人 ， 而这些人是京师八旗组织体系之中的重要职官 ， 由满洲、蒙古和汉军组成 。在这些碑石上 ，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民族在中华文化的陶融下协力合作、共襄盛事 ， 逐渐成为了中国多民族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一员 。
北京是五朝古都 ， 这里保存着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汉文一同书写的碑碣600余通 ， 占全国多语合璧碑刻的85% ， 文字有满文、蒙文、托忒文、藏文、维吾尔文等 。
和吴达礼所做的《蟠桃宫碑》一样 ， 这些多种语言合璧的石碑是北京多民族和谐共处、相互融合的物质文化遗产 ， 体现了北京城市具有包容理解的城市精神与海纳百川的胸怀 。珍贵的碑石 ， 承载着老北京的历史、文化与记忆 ， 是千年帝都文化遗产的珍贵内核 ， 应该得到更好的关注、研究和调查 ， 让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更加了解和热爱这座举世无双的伟大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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