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凌|看似味同嚼蜡，内有无数宝藏——著名学者郭小凌谈《剑桥古代史》( 三 )
他就任后认为 ， 以当时的学术积累 ， 编写一部无所不包的世界通史的条件还不成熟 ， 因为史学界对世界各国历史的研究虽有不少成果 ， 但还不能满足编写通史的需要 。 他说服董事会把范围缩小至世界近现代史 ， 主要是欧洲近现代史 ， 因为那不仅是他熟悉的领域 ， 而且是他认为该领域的史料最为充分 ， 有长期的研究成果打底 。 所以他建议先出断代史 ， 再出通史 。 换句话说 ， 他认为先打好断代史的基础 ， 再在扎实的基础上编纂通史 。 剑桥出版社董事会同意了他的建议 。 编写工作便在阿克敦勋爵的领导下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加以展开 。
阿克敦邀请了整个英语世界的史学带头人参与工作 ， 他拟定了大纲 ， 并为整个工作制订了必须严格遵循的编写原则 ， 这就是19世纪史学客观主义或实证主义原则的著名表述 ， 也是专业化史学迄今严格遵守的原则 ， 客观中立、实事求是的原则 。 阿克敦在给撰稿人的信中说：“我们的方案要求所有的作者不能显露他所属的国家、宗教和党派” ， “我们将力避发挥不必要的议论或拥护某一立场 。 撰稿者要懂得 ， 我们不是处在西经30度而是在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上 ， 我们所编写的滑铁卢战役必须使得不论法人、英人、德人与荷兰人阅后都能感到满意” 。
这种抛弃个人国别、个人立场、观点的客观中立的治史原则 ， 虽然在历史写作实践中难以彻底贯彻（因为人毕竟是倾向于主观的动物） ， 但得到所有撰稿人的认同与遵守 ， 并深刻影响到后来展开的剑桥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编纂 。 也因此成就了剑桥史的质量和盛名 ， 使剑桥史书与牛津辞书一道成为英国出版界与学界的骄傲 。
但阿克敦本人未能看到《剑桥近现代史》（1902-1912年）的出版 ， 他在该书第一卷问世前夕不幸辞世 ， 接替他主持剑桥史编写工作是同代的另一位英国客观主义大史家伯里（J. B. Bury） 。 他先是主持编写了《剑桥近现代史》的姊妹篇《剑桥中世纪史》（1911-1936年出版） ， 又与库克（S. A. Cook）、阿德考克（ F. E. Adcock）等教授一道主编了12卷本的《剑桥古代史》（1924-1939年 ， 另有5卷图版）第一版 。
所以 ， 无论是这套书的原版还是中国社科出版社的中译本 ， 它们都存在着没有甲就没有乙的一体关系 。
中华读书报：古代史在剑桥三史中的地位 ， 以及遵循什么样的编写原则？
郭小凌：古代史是剑桥三史之一 ， 因时间脉络长 ， 内容多 ， 从史前至公元6世纪 ， 故在三史中篇幅最大 ， 字数最多 。 新版也就是第二版 ， 不包括图册 ， 仅文本共14卷19分册 ， 近两千万字 。 关于它在三史中地位 ， 可以这样说 ， 《剑桥古代史》是整个西方文明史的开端 ， 为另外两段历史的继续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 换句话说 ， 现代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古典文明与基督教文明 ， 都在古代史 。 在此基础上 ， 才有层累的中古和近现代的历史 。
它的编写继承了第一版秉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 内容从政治史（包括军事史主题）扩大到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等人类历史的一切方面 ， 反映了20世纪后半期历史学的巨大进步 。
中华读书报：新版《剑桥古代史》在书名上是新剑桥三史中唯一没有冠以“新编”字样的一部 ， 但此书全面反映了古代史学科六十多年的进步和时代特点 ， 也颇有新意 。 我以为 ， 从体例上讲 ， 似乎统一称为“新编”也未尝不可 。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郭小凌：你的说法我赞同 。 这是一部全新的著作 ， 已经完全脱离了第一版的框架和内容 ， 集中了第一版问世以来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成果 。 比如全书开端延伸至史前史 ， 第一卷第一分册是具有相当分量的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成果的三结合 ， 无文字可考的历史 。 全书结尾则突破了传统古代的下限 ， 延后到拜占庭帝国早期的公元6世纪 。
中华读书报：您具体承担哪一卷的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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