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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网《儒林外史》为什么从山东汶上写起？( 二 )


这些用语自然是为了刻画人物的性情 ， 但也同时显示了作者从“天下”“古今”的角度 ， 就是以宇宙意识观察把握儒林的创作态度 。 这种态度一方面决定了他的故事非徒托于明代而写清朝 ， 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实写明代 ， 对“明亡于八股”的历史作了深入切实的反思；另一方面影响了他对故事地域背景的设置 ， 那就是其所写虽然基本只是“江左烟霞 ， 淮南耆旧” ， 但其为人物所托籍贯与活动的地域 ， 却不限于江淮 ， 而是“天下” 。 这个“天下” ， 就是以书中所写所及的北京(中)与重点写到的南京(东)、四川(西)、山东(北)、广东(南)四地 ， 成东、西、南、北、中的格局 ， 为“天下”的概观 。 这两面的结合 ， 外内一致地构成吴敬梓话说“天下”“古今”之“儒林外史”的特质与风貌 。
从“山东汶上”写起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 ， 《儒林外史》不仅用了如上“天下”“古今”的安排 ， 而且作为一部以“江左”“淮南”为故事实际地域背景的小说 ， 其正文(第二回)故事并未从描写的中心地江淮开始 ， 反而从看来他并不熟悉的“近北的省份”——山东写起 。 这样构思的原因何在呢?
对于《儒林外史》的作者要把周进写为山东汶上县人 ， 陈美林先生早就注意到了 。 他说:“‘楔子’中王冕曾经避难离开故乡诸暨去山东济南府 ， 周进也正是济南府临州兖州府汶上县人 。 ”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 。 现在看来 ， 吴敬梓如此用笔并非如《红楼梦》中写刘姥姥 。 因为显然第二回山东周进、王举人等人及其故事有正文开头的作用 ， 但全书已有了“楔子” ， 这个开头犹如接下来写广东范进的故事 ， 就不再是过场或引子 ， 而是正文居首的重要人物和情节,也就是《儒林外史》切入“天下”“古今”的入手处 。 对于《儒林外史》来说 ， 这一入手处放在“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是最恰当不过了 。 其原因无他 ， 只在“汶上”最适合于做话说“天下古今”之“儒林外史”的象征 。
历史上的山东汶上 ， 是除鲁都曲阜之外 ， 与《儒林外史》之“儒”关系最为密切的地方 。 汶上春秋时期称中都 ， 是孔子最初出仕为邑宰的地方,《史记·孔子世家》载:“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 ， 一年 ， 四方皆则之 。 由中都宰为司空 ， 由司空为大司寇 。 ”《孔子家语·相鲁》中也有“孔子出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等较为详细的记载 。
由此可知 ， 汶上曾是孔子“为政”牛刀初试之地 ， 当年政绩突出 ， 为“四方则之”的榜样 ， 但在作者看来 ， 如今这个“四方则之”的地方 ， 却成了周进(士)、王举人、梅秀才一班“八股”先生的“天下”“古今”之变 ， “儒林”堕落 ， 可胜叹哉!
这一寓意正与书中每对比周孔的古代以斥当今礼乐不兴、八股泛滥的做法相一致 。 书中第十三回写马二先生与蘧公孙论学 ， 马二先生对历代“举业”有一番详细述评 。 这里马二先生的话虽句句符合当时的实际 ， 不容置疑 ， 但作者之意 ， 肯定不是赞成马二所说本朝“用文章取士 ， 这是极好的法则” ， 而是由他道破这“法则”与孔孟之教背道而驰 。 由此可知 ， 无论“天下”与“举业” ， 作者都是以“孔夫子的周朝”为好或为参照 ， 对比“本朝”的不遵古道 ， 实际都是“弄坏了” ， 以表达自己今不如昔的感慨之情 。
这样的思路施于全书的构造 ， 正文故事从春秋孔子曾为邑宰的“中都”即山东汶上开始 ， 就不仅是自然的 ， 而且由此一下把“儒林”的问题提到了“天下”、“古今”的层面 ， 有高屋建瓴、大笔如椽之致 ， 真乃妙于发端 。
王冕、虞博士等为何也要来山东
《儒林外史》不仅以正文人物故事从“汶上”发端 ， 体现尊崇孔孟之道的儒家情怀 ， 而且以其全书最重要的正面人物大都到过山东 ， 加强全书崇儒的倾向 。
如历史上的王冕 ， 是元末明初诸暨(今浙江绍兴)人 ， 一生并未到过山东 ， 但是 ， 第一回“楔子”以他为“隐括全文”的“名流” ， 写“王冕一路风餐露宿 ， 九十里大站 ， 七十里小站 ， 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云云 ， 却又没有做什么事 ， 只成就了他后来应付乡民打探其与吴王关系的一个托词 。 可见作者写王冕来“山东”一趟非关情节 ， 而是故意为之 ， 以济南之为山东首府 ， 切近邹鲁 ， 拟其恍惚有朱熹《春日》诗“胜日寻芳泗水滨”句意的行迹 ， 皴染其儒者气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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