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口·人类——《何以为家》的启示( 五 ) 4月21日

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一个卡夫卡式的奇迹。众所周知，《变形记》开篇就说“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躺在床上。 ”人能变甲虫？不可能。可是，读着读着，我们逐渐明白格利高尔为何变为甲虫。他的长篇小说《诉讼》（也译为：《审判》）与《变形记》如出一辙，开篇第一句话就写：“一定是有人造了约瑟夫·K的谣，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过错，却在一天早上给逮捕了” 。但接下来读者会慢慢理解约瑟夫·K为何受到指控。卡夫卡小说之妙，在于它始于荒诞不经，终于真实合理；娜丁·拉巴基的本事，在于把现实和超现实融于一炉，在无形之中让观众接受了“生而不养就是罪”这一开篇立论。

值得提醒的是，在庭审一场出演公益律师的，不是别人，而是导演娜丁·拉巴基本人。而且，她还有意把自己的名字赠予片中人物。她是娜丁·拉巴基（Nadine Labaki），片中人物叫娜丁·艾尔·阿拉姆（Nadine Al Aalam）。导演如此披挂上阵，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从电影资料馆观影出来时，一位电影界的朋友不无诧异地问我：“你看了两遍？你受得了？我可受不了。 ”我承认，《何以为家》看得我心潮澎湃，但我终究不属于“眼泪收割机”的服务对象。这不是因为我的泪点太高，而是因为我的眼睛看到许多温暖的、甚至是喜人的画面。所以我的思想跑了偏，偏离了“生而不养”这一思想红线，我在脑子里思考起别的问题。

电影里，黎巴嫩的穷人和难民的生活条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糟。他们普遍用坐式抽水马桶，而且干干净净，赞恩拉着妹妹在路边找的卫生间也不例外。卫生间是衡量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还有，这里的穷孩子也使用一次性尿不湿，也有气垫玩具盆可玩。诸多的细节和画面表明，这是一个底子很厚、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网上看到数据印证了我的直感：2017年，黎巴嫩的人均GDP为12081.55美元。前述的儿童玩具和日常用具，在黎巴嫩早已习以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