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陈平原：重访“五四”现场( 四 ) “五四大街”

对1919年的青年学生们来说，尽管他们的年岁都在20岁上下，但却都已经是横跨前清民国两个时代的人。庚子国变、清末新政、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府院之争、丁巳复辟，以及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军阀混战，这些内容在今天历史教科书上不过区区几课，而对这些青年学生来说却是成长经历。当人们用形容今天青年的“年少轻狂”或“少不更事”来形容他们时，往往忽略了他们的人生阅历之曲折丰富大大超越了今天的同龄人。而那些为他们提供新思想，教导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去独立思考，并鼓励他们将激情和信念注入行动的导师和旗手们，则是当年的“80/90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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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参与游行的国立北京大学学生。

总而言之，那天来到天安门前的，正是这样一批人。他们有充分的自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所以当他们来到广场上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像一群被集体上好了发条的机器锡兵一样步伐一致、振臂齐呼，而是因一种共同的情感和信念自觉地集中起来。因此，站在广场上发表演说，举行游行的，是一个个自觉具体的个体，而不是一个被组织起来的群体。而每个人又能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遵守公共的秩序和纪律。这也就是所谓的“文明” 。这种“文明”也自然给在场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围观者沿街而立，甚至感动泣下，旁观的西方人也向学生们欢呼致意或是脱帽挥舞，表达支持。

当步军统领李长泰“附带警吏多名，乘汽车而来”要求游行学生解散时，只导致了一阵短暂的“秩序稍乱” 。但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局势便平息下来。学生代表称他为“老前辈”：“他们是误会老前辈的意思，对老前辈是丝毫没有意见的，大家都是为国，我们今天也不外游街示众，使中外知道中国人心未死，做政府外交的后盾而已。 ”他们一再向这位步军统领表示“我们举动是极文明的” ， “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 。本来要解散游行的警察们，根据一位亲历者的描述，虽然“纵长约计隔开十来个人的距离，就有穿了黑灰军服的军警持枪随行” ，但他们“在路上并没横冲游行的大队，对大家的高喊口号明知不能禁止也倒没什么干涉。他们在以前没曾见过有这许多学生的列队游行，更没听见过这些口号，这种情形在他们的印象和感觉上当然是新鲜而强烈的” 。其中的一些人甚至受到感染， “若有所思，不顾擦抹脸上的汗滴” ，学生们也与他们边走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