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自评：只是五四运动一名“伙夫头儿”( 六 ) 原标题：沈尹

低调内敛性格使他名气不如胡适五四运动使“古井似的心情”起了无限波澜

沈尹默以白话诗创作响应“新文学革命”的号召，并一发不可收拾，而后创作的《三弦》一首更是为中学教材《国文八百课》中选用，传咏一时，影响很大。他在连续的4年里陆续创作一批新体白话诗，而同时期北大同仁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兼士、鲁迅、钱玄同、俞平伯等也纷纷有白话诗在《新青年》陆续刊登，形成“五四”新诗创作的一波巨浪，由此带动了散文、小说的新文学作品大潮。

“祖父曾跟我讲，他在1921年二次到日本进修时又作了一批新诗，抗战期间悉数遗失了。现仅存他在"五四"时期白话诗19首，解放后又创作了一些，总计大约有30首。由于数量太少，这些诗从未曾结集，只是混编在其他册子里。 ”沈长庆告诉北青报采访人员，他整理沈尹默诗词时，发现1917年秋到1920年夏，是沈尹默一生当中发表白话诗最多、最为集中的时期。如果再细分析还可以发现，其中1917年秋到1919年5月是最为活跃的时期， 1919年5月到1920年7月为缓和期，之后转为平静期。这正证明新体白话诗与五四运动紧密相关，运动之后才逐渐消退。

对于当下大多读者来说，说到“五四”时期新诗的起源时，往往只知道代表人物胡适和郭沫若，而对同时代的诗人沈尹默、刘半农了解甚少。在沈长庆看来，这固然是因为后两位远不如前两位名气之大，其实不明就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脾气秉性的差异，胡郭性格外向，快人快语，凡事抢先一步；沈刘内敛，不事声张，凡事退让一步。

沈尹默所创作白话诗不仅有推动新文学革命的意义，更发挥了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当年就曾经有不少文章对此。比如， 1917年11月20日胡适曾致信钱玄同：“今人作诗往往不讲音节。沈尹默先生言作白话诗尤不可不讲音节，其言极是。 ”1918年《新青年》四卷六号张厚载致采访人员信写道：“仆自读《新青年》后，思想上获益甚多。 ”“贵志第四卷第二号登沈尹默先生《宰羊》一诗，纯属白话，固可一洗旧诗之陋习，而免窒碍性灵之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