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黎巴嫩女导演拍了一部眼泪收割机( 八 )

作为黎巴嫩导演 , 娜丁心中的电影承载了更多责任 , “我首先把电影看作是一种我对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看法的展现 , 由此 , 它又演变为质疑当前整个体系以及质疑自我的一种手段 。 在《何以为家》里 , 我描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和血淋淋的现实 。 ”

娜丁说自己相信电影能够改变世界 , 即使不能完全改变现状 , 至少也可以引起话题和争议 , 或者引发人们的思考 。 “在《何以为家》中 , 比起仅仅是感叹主人公赞恩在街上流离失所的命运 , 我更愿意选择用我的职业作为武器 , 希望能够真切地帮助到这些孩子 , 只有通过电影帮助人们意识到这种情况 , 才能真正做出改变 。 而触发我这样做的原因是 , 我需要在贝鲁特(以及大多数城市)阴暗的角落里投下一束聚光灯 , 渗透到那些贫困且无法逃脱命运的人的日常生活中 。 ”

娜丁不仅是在电影里揭露、批判现状 , 她更希望能让观众思考 , 并最终对现状作出全面的改变 。 所以 , 她在片中设置了法庭 , 以倾听各方说法:“安排这样的戏份 , 是迫使我们看到和听到不同的观点 , 不同的意见 。 当面对那些忽视孩子权利的母亲时 , 我会评判、责备她们 。 但是 , 我越听这些父母的故事 , 越感受他们所经历的事情 , 就像是一记耳光甩在我脸上 。 他们也是被各种原因拖入到地狱之中的 , 当我对于他们所经历的日常一无所知的时候 , 我怎么有权利去憎恨或评判这些人?”

所以 , 娜丁说:“我总是觉得我有必要 , 通过我的电影去质疑这个预先建立好的社会体系与它所带来的矛盾 , 甚至来改变这个体系 。 ”

电影的结尾 , 男主人公赞恩获得了合法身份 , Rahil也与她的小宝宝重聚 。 在现实生活中 , 在多方努力之下 , 现在赞恩一家在挪威生活 , 娜丁说:“在现实生活中 , 我们也设法使他们的处境合法化 。 这一次 , 我不希望大团圆结局只出现在银幕上 , 我希望它通过电影引发的争议能在现实生活中起到作用 。 《何以为家》给了演员一个出口 , 一个空间 , 可以让他们的痛苦和呐喊被倾听 , 这就是胜利 。 ”文/本报采访人员张嘉供图/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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