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众矢之的“卖国贼”( 六 ) 原标题：曹汝

曹汝霖毕业于东京法学院，早在清政府商部、外务部任职期间，即有“知日”之名。民国建立后，他历任外交次长、交通银行总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等职。

1915年，日本分别向中国总统府、外交部递交“二十一条”备忘录，要求中国允许日本人在东北设厂、开矿，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并且聘请日本人为中国政府顾问，等等。

袁世凯指定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及秘书施履本，代表中国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等谈判。其间，以陆为主、以曹为辅助，就“二十一条”内容，和日方逐条论辩。在回忆录中，曹汝霖说， “我与陆子兴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共进早餐，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议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 ”曹汝霖此言有其他文献为证，大体属实。

中日双方前后谈判25次，历时三个多月，以日方撤回“第五项” ，发表“不惜一战”的最后通牒结束。经商议，袁世凯以“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为由，接受最后通牒。曹汝霖和陆征祥奉命和日方确定条约文本，自言“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

相比于原“二十一条”备忘录，最终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完全接受的仅有2条，另有13条经过修改，以换文形式约定。即便如此，袁世凯死后的历届中国政府对《民四条约》还是拒绝承认，阻止日本行使条约权利。直至1941年，国民政府对日宣战， “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

对于“二十一条”谈判，曹汝霖总结说， “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尤异者，我虽列席会议，而此约之签字者是外交总长陆征祥，我是次长何能签约？世人都误以为由我签字，张冠李戴，反未提及陆氏，亦是不可思议之事。 ”言下之意，如果世人一定要扣“卖国贼”的帽子，也应该扣给陆征祥，而非他曹汝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