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反腐允许民间百姓拿获害民官吏( 三 ) 朱元璋的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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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始标题为：朱元璋为反腐允许民间百姓拿获害民官吏---来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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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的批评合情合理，如此一来，随“严禁官吏下乡”命令而来的“民拿害民官吏”制度，也难免会受到一些非议。首先，这一制度的无政府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完全建立在朱元璋个人的主观臆想基础之上，缺乏由下而上的制度保障。其次，对百姓来说，可操作性并不强，而且显而易见，其风险是非常大的。虽然《大诰》中没有明确，如果民拿害民官吏，查证不实的话，对这些大胆的百姓如何处理，但考虑到历代对所谓“诬告”惩处极为严厉的常规，可以想像，任何一个百姓，在遵照圣旨拿获害民官吏，绑赴京城的道路上，必然都是惴惴不安的。因为谁都明白，所谓“害民”与否，这个界定相当模糊，而且在官方和民间常常是各有各的标准，如果皇帝派人查证，双方各执一词怎么办?在官员权威对民间权利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条件下，即使是朱元璋所说的“年高德劭”的百姓，在忍无可忍，准备拿获害民官吏之前，也必须好好掂量一下，毕竟这是一件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情。

也许正是缘于上面一些因素，即使朱元璋下令不许截访，民拿害民官吏制度也并未结出很好的果实。按照史籍记载，朱元璋的命令颁布后，真正撞到了枪口上，被“刁民”拿获的官吏不过区区两三例而已。如贵州黔阳县安江驿丞李添奇， “恣肆为非，害民非止一端” ， “致被士民李子玉等率精壮拿获赴京” ，李添奇被斩趾，又有河北某县主簿汪铎等人“设计害民” ， “被高年有德耆民赵罕辰等三十四名绑缚赴京” ，汪铎被处死。可以看出，就是这区区两三例中，犯事的也只是不入流的小吏罢了，由此也可证明， “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并未能够普遍而有效地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