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载春秋百万言菁华( 二 ) 原标题：三十

今日，我们约请全集主编之一汤仁泽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贺耀敏撰写文章，介绍《全集》的出版始末与文化价值。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梁启超集》的相关整理编辑工作就受到国家有关部门重视。最早在商讨出版事宜时，梁思成先生也曾参与过。后因“文革”等原因，计划被搁置。到了1982年4月，中华书局论证修订《中华书局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计划》，把《梁启超集》列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当年8月23日，中华书局邀请我父亲汤志钧和金冲及、龚书铎、王庆成、曾业英、王好立、梁从诫等，就整理编辑《梁启超集》事宜进行座谈，并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人力整理，由我父亲担任主编。

这一本原是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的项目，最终未能实现。 2003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并作了大量的筹备工作，然而还是搁浅。最终由清史纂修工程将其列项，列入文献丛刊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 2014年下半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梁启超全集》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取得成功，时年我父亲已90岁了。

经历了30多年的漫长岁月，《梁启超全集》终于出齐。其中包含着编集者的艰辛，也包含着各方的努力与支持。 30多年来，父亲与我伏案书海、夜以继日，资料堆满了屋子。在整理、校勘和出版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但我们都一一克服。有评论曰：本书“不仅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最全面的梁启超著作集，在内容结构和点校质量上，也堪称迄今梁任公文集中最佳版本” 。当初在开始这项浩大的工程前，我们定的编纂目标是：要整理、编纂出一部翔实全面、校订精确的《梁启超全集》。我想，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戴逸先生在致我父亲的一封信中，曾不无感慨：梁任公一代伟人，著作等身，泽被全国。逝世九十年，迄无《全集》问世。每念及此，辄以为憾。幸吾公寝渍于斯，致力多年，积稿盈笥，真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感。